袁崇焕评传3（1/2）

此臣与诸边臣所能为。至用人之人，与为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钥。何以任而勿贰，信而勿疑盖驭边臣与廷臣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陛下爱臣知臣，臣何必过疑惧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

袁崇焕还没有到任，宁远已发生了兵变。兵变是因欠饷四个月而起，起事的是四川兵与湖南、湖北的湖广兵。兵卒把巡抚毕自肃、总兵官朱梅等缚在谯楼上。兵备副使把官衙库房中所有的二万两银子都拿出来发饷，相差还是很多，又向宁远商民借了五万两，兵士才不吵了。毕自肃自觉治军不严有罪，上吊自杀。兵士的粮饷本就很少，拖欠四个月，叫他们如何过日子这根本是中央政府财政部的事。连宁远这样的国防第一要地，欠饷都达四个月之久，可见当时政治的腐败。毕自肃在二次宁远大战时是兵备副使，守城有功，因兵变而自杀，实在是死得很冤枉的。袁崇焕于八月初到达，惩罚了几名军官，其中之一是后来大大有名的左良玉，当时是都司；又杀了知道兵变预谋而不报的中军，将兵变平定了。

但京里的饷银仍是不发来，锦州与蓟镇的兵士又哗变。如果这时清军来攻，宁远与锦州怎么守得住局势实在危险之至。袁崇焕有甚么法子只有不断的上奏章，向北京请饷。崇祯的性格之中，也有他祖父神宗的遗传。他一方面接受财政部长的提议，增加赋税，另一方面对于伸手来要钱之人大大的不高兴。袁崇焕屡次上疏请饷，崇祯对诸臣说：“袁崇焕在朕前，以五年复辽、及清慎为己任，这缺饷事，须讲求长策。”又说：“关兵动辄鼓噪，吝边效尤，如何得了”

礼部右侍郎周延儒奏道：“军士要挟，不单单是为了少饷，一定另有隐情。古人虽罗雀掘鼠，而军心不变。现在各处兵卒为甚么动辄鼓噪，其中必有原故。”崇祯道：“正如此说。古人尚有罗雀掘鼠的。今虽缺饷，哪里又会到这地步呢”“罗雀掘鼠”这四字崇祯听得十分入耳。周延儒由于这四个字，向着首辅的位子迈进了一步。周延儒是江苏宜兴人，相貌十分漂亮，二十岁连中会元状元，这个江南才子小白脸，真是与戏剧中的标准小生，可惜人品太差，在《明史》中被列入《奸臣传》。本来这人也不算真的十分奸恶，他后来做首辅，也做了些好事的，只不过他事事迎合崇祯的心意。周延儒之奸，主要是崇祯性格的反映。但“逢主之恶”当然也就是奸。这个人和袁崇焕恰是两个极端。袁崇焕考进士考了许多次才取，相貌相当不漂亮，性格则是十分的鲠直刚强。“罗雀掘鼠”是唐张巡的典故。张巡在睢阳被安禄山围困，苦守日久，军中无食，只得张网捉雀、掘穴捕鼠来充饥，但仍是死守不屈。罗雀掘鼠是不得已时的苦法子，受到敌人包围，只得苦挨，但怎能期望兵士在平时都有这种精神周延儒乘机中伤，崇祯在这时已开始对袁崇焕信心动遥他提到袁崇焕以“清慎为己任”，似乎对他的“清”也有了怀疑。崇祯心中似乎这样想：“他自称是清官，为甚么却不断的向我要钱”袁崇焕又到锦州去安抚兵变，连疏请饷。十月初二，崇祯在文华殿集群臣商议，说道：“崇焕先前说道‘安抚锦州，兵变可弥’，现在却说‘军欲鼓噪，求发内帑’，为甚么与前疏这样矛盾卿等奏来。”“内帑”是皇帝私家库房的钱。因为户部答复袁崇焕说，国库里实在没有钱，所以袁崇焕请皇帝掏私人腰包来发欠饷。再加上说兵士鼓噪而提出要求，似乎隐含威胁，崇祯自然更加生气。

哪知百官众口一辞，都请皇上发内帑。新任的户部尚书极言户部无钱，只有陆续筹措发给。崇祯说：“将兵者果能待部属如家人父子，兵卒自不敢叛，不忍叛；不敢叛者畏其威，不忍叛者怀其德，如何有鼓噪之事”

“罗雀掘鼠”和“家人父子”这两句话，充分表现了崇祯完全不顾旁人死活的自私性格。兵士有四个月领不到粮饷，吵了起来。崇祯不怪自己不发饷，却怪带兵的将帅对待士兵的态度不如家人父子。他似乎认为，主帅若能待士兵如家人父子，没有粮饷，士兵饿死也是不会吵的。俗语都说：“皇帝不差饿兵。”崇祯却认为饿兵可以自己捉老鼠吃。周延儒揣摩到了崇祯心意，又乘机中伤，说道：“臣不敢阻止皇上发内帑。现在安危在呼吸之间，急则治标，只好发给他。然而决非长策，还请皇上与廷臣定一经久的方策。”崇祯大为赞成：“此说良是。若是动不动就来请发内帑，各处边防军都学样，这内帑岂有不干涸的”崇祯越说越怒，又是忧形于色，所有大臣个个吓得战战兢兢，谁也不敢说话。袁崇焕请发内帑，其实正是他不爱惜自己、不怕开罪皇帝、而待士兵如家人父子。本来，他只须申请发饷，至于钱从何处来，根本不是他的责任。国库无钱，自有别的大臣会提出请发内帑，崇祯憎恨的对象就会是那个请发内帑之人。以袁崇焕的才智，决不会不明白其中的关键，但他爱惜兵士，得罪皇帝也不管了。说不定朝中大臣人人不敢得罪皇帝，饷银就始终发不下来，那么就由我开口好了。

当袁崇焕罢官家居之时，皇太极见劲敌既去，立刻肆无忌惮，不再称汗而改称皇帝。

袁崇焕回任之后，宁远、锦州、蓟州都因欠饷而发生兵变，当时自然不能与清兵开仗，于是与皇太极又开始了和谈，用以拖延时间。皇太极对和谈向来极有兴趣，立即作出有利的反应。袁崇焕提出的先决条件，是要他先除去帝号，恢复称“汗”。皇太极居然答允，但要求明朝皇帝赐一颗印给他，表示正式承认他“汗”的地位。这是自居为明朝藩邦，原是对明朝极有利的。但明朝朝廷不估计形势，不研究双方力量的对比，坚持非消灭满清不可，当即拒绝了这个要求。皇太极一直到死，始终千方百计的在求和，不但自己不停的写信给明朝边界上的官员，又托朝鲜居间斡旋，要蒙古王公上书明朝提出劝告。每一个战役的基本目标，都是“以战求和”。他清楚的认识到，满清决计不是明朝的敌手，明朝的政治只要稍上轨道，满清就非亡国灭种不可。满族的经济力量很是薄弱，不会纺织，主要的收入是靠抢劫。皇太极写给崇祯的信，可说谦卑到了极点。

然而崇祯的狂妄自大比他哥哥天启更厉害得多，对满清始终坚持“不承认政策”，不承认它有独立自主的资格，决不与它打任何交道。为了与满清作战，万历末年已加重了对民间的搜括，天启时再加，到崇祯手里更大加而特加，到末年时加派辽饷九百万两，练饷七百三十余万两，一年之中单是军费就达到二千万两（万历初年全国岁出不过四百万两左右），国家财政和全国经济在这压力下都已濒于崩溃。明末民变四起，主要原因便在百姓负担不起这沉重的军费开支。

敌人提出和平建议，是不是可以接受，不能一概而论。我以为应当根据这样的原则来加以考虑：敌人的和议不过是一种阴谋手段，目的在整个灭亡我们还是敌人因经济、政治、军事、或社会的原因而确有和平诚意必须假定缔结和约只是暂时休战，双方随时可以破坏和平而重启战端。目前一直打下去对我方比较有利还是休战一段时期再打比较有利缔结和约或进行和平谈判，会削弱本国的士气民心、造成社会混乱、损害作战努力、破坏联盟关系、影响政府声誉还是并无重大不良后果和约条款是片面对敌人有利还是双方平等，或利害参半，甚至对我方有利如果是前者，当然应当断然拒绝；若是后者，就可考虑接受，必要时甚至还须努力争龋在当时的局势下，成立和议显然于明朝有重大利益。不论从政略、战略、经济、人民生活哪一方面来考虑，都应与满清议和。

拒绝和满清议和，是崇祯一生最大的愚蠢。他初即位时清除魏忠贤逆党，处理得十分精明，于是臣下大捧他为“英主”。他从此就飘飘然了，真的以“英主”自居，认为“英主”决不能和叛逆的“建州卫”妥协。在明朝君臣的观念中，“建州卫”始终是中国皇帝属下一个小官的领地，皇帝决不能跟小官谈和。至于使得全国亿万人民活不下去，那是另一回事，皇帝的尊严不能有丝毫损害。

他可以和察哈尔蒙古人谈和，付给金银以换取和平。因为明朝的江山是从蒙古人手里夺来的，明朝承认蒙古是敌国。坚持政治原则，本来不错。然而政治原则是要以正确的策略来贯彻的。完全忽视实际情形，把国家与人民的生死存亡置之不顾，和“英主”两字可相差十万八千里了。袁崇焕和皇太极一番交涉，使得皇太极自动除去了帝号，本来是外交上的重大胜利。但崇祯却认为是和“叛徒”私自议和，有辱国体，心中极不满意，当时对袁崇焕倚赖很重，隐忍不发，后来却终于成为杀他的主要罪状。

《明史钱龙锡传》：“龙锡奏辩，言：‘崇焕陛见时，臣见其貌寝，退谓同官：此人恐不胜任。’”钱龙锡这话也是胡说八道，怎能见人家相貌难看，便说他不能担当大事

2《烈皇小识》：“时天威震迅，忧形于色。大小臣工皆战惧不能仰对，而延儒由此荷圣眷矣。”

3关于这场交涉，因皇太极称帝之后再自动除去，又向明朝要求发印而不得，在满清方面是受到重大屈辱，所以清方官文书中都无记载，或有记载而后来都删去了。但清内阁档案中还留存皇太极天聪四年颁示的一道木刊谕文，其中公开承认这件事：“逮至朕躬，实欲罢兵戈，享太平，故屡屡差人讲说。无奈天启、崇祯二帝渺我益甚，逼令退地，且教削去帝（号），及禁用国宝。朕以为天与土地，何敢轻与其帝号国宝，一一遵依，易汗请印，委曲至此，仍复不允。”

4《明清史料》丙编，皇太极谕诸将士：“尔诸将士临阵，各自奋勇前往，何必争取衣物纵得些破坏衣物，尚不能资一年之用。尔将士如果奋勇直前，敌人力不能支，非与我国讲和，必是败于我们。那时穿吃自然长远，早早解盔卸甲，共享太平，岂不美哉”

5《天聪实录稿》，七年九月十四日，清太宗致朝鲜国王信：“贵国断市，不过以我国无衣，因欲困我。我与贵国未市之前，岂曾赤身裸体耶即飞禽走兽，亦自各有羽毛……满洲、蒙古固以抢掠为生，贵国固以自守为素。”

6《天聪实录稿》六年六月，清太宗致崇祯皇帝信：“满洲国汗谨奏大明国皇帝：小国起兵，原非自不知足，希图大位，而起此念也。

只因边官作践太甚，小国恼恨，又不得上达……今欲将恼恨备悉上闻，又恐以为小国不解旧怨，因而生疑，所以不敢详陈也。小国下情，皇上若欲垂听，差一好人来，俾小国尽为申奏。若谓业已讲和，何必又提恼恨，惟任皇帝之命而已。夫小国之人，和好告成时，得些财物，打猎放鹰，便是快乐处。谨奏。”最后这句话甚是质朴动人。

7崇祯五年，宣府巡抚沈棨和清军立约互不侵犯，崇祯便把兵部尚书熊明遇革职查办，沈棨下狱。此后他更下旨给守边的官员，任何人不得与满清有片纸只字的交通。

8《明史食货志》：“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千万以输京师，又括京师二千万以输边乎”

崇祯对袁崇焕的猜忌，从“请发内帑事件”开始。带兵的统帅追讨欠饷，本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债户对于债主追讨欠款，不论债主的理由如何充足，债户自然而然的会对他十分憎恨，如果债主威名震于天下而又握有武力，十几岁的少年债户除了憎恨之外还会恐惧。崇祯又不敢惩罚袁崇焕和皇太极谈和。这“不敢”两字之中，自然隐伏了“将来和你算帐”的心理因素。该年闰四月，加袁崇焕太子太保的头衔，那是从一品，比兵部尚书又高了一级。到了下个月，便发生了杀毛文龙事件，这又增加了崇祯内心对他的不满和恐惧。

毛文龙是浙江杭州人。袁崇焕杀毛文龙在崇祯二年（公元一六二九），那是己巳年。早了一百八十年（一四四九），同样是己巳年，我另一位同乡杭州人于谦为明朝立了安邦定国的大功。那一年发生土木堡之变，皇帝被蒙古人掳去，于谦击退外敌，安定了国家。于谦和袁崇焕都是兵部尚书，于做总督，袁做督师，地位相等。两人后来都被皇帝处死，都是明朝出名的大忠臣。

杭州人在江南虽然有“杭铁头”之称，然而那是与性格柔和的苏州人“苏空头”相对而言，很少去当兵打仗的。戚继光率领来平定倭寇、守御北边，后来在戚死后又去抗日援朝的浙江兵，都是浙东义乌一带的人。

毛文龙所以投军，主要由于他有个舅舅在兵部做官。毛文龙喜欢下围棋，常通宵下棋，爱说：“杀得北斗归南。”捧他场的人，说他的棋友中有一个道人，从围棋中传授了他兵法。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毛文龙的棋力一定相当低，因为他的兵法实在并不高明。又有一个传说：他上京去投靠舅舅的前夕，睡在于庙（于谦的庙，在杭州与岳庙并称）里祈梦，梦到于谦写了十六个字给他：“欲效淮阴，老了一半。好个田横，无人作伴。”这十六个字后来果然“应验”了：韩信二十七岁为大将，毛文龙为大将时五十二岁；田横在岛上自杀时，有五百士自刎而殉，毛文龙在岛上被杀，死的只他一人。这当然是好事之徒事后捏造出来的。于谦见识何等超卓，又怎会将他这个无聊同乡去和韩信、田横相比

毛文龙到北京后，得他舅舅推荐，到辽东去投效总兵李成梁，后来在袁应泰、王化贞两人手下，升到了大约相当于团长的职位。他的功绩主要是造火药超额完成任务和练兵，可见此人是一个能干的后勤人员。辽东失陷后，他带了一批部队，在沿海各岛和辽东、朝鲜边区混来混去，打打游击。他的根据地是在朝鲜，招纳辽东溃散下来的中国败兵和难民，势力渐渐扩充，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带领了九十八人，渡鸭绿江袭击镇江城，俘虏了清军守将。这是明军打败清兵的罕有事件，王化贞大为高兴，极力推荐，升他的官，驻在镇江城。但不久清兵大军反攻，镇江城就失去了。毛文龙将根据地迁到朝鲜的皮岛，自己仍在辽东朝鲜边区打游击。皮岛在鸭绿江口，与朝鲜本土只一水之隔，水面距离只不过相当于过一条长江而已，北岸便是朝鲜的宣川、铁山。当时朝鲜的义州、安州、铁山一带，因为邻近中国，从辽东逃出来的汉人难民和败兵纷纷涌到，喧宾夺主，汉人占了居民十分之七，朝鲜人只十分之三。皮岛横约八十里，逃到岛上的汉人为数不少。毛文龙作为根据地后，再招纳汉人，声势渐盛。明朝特别为他设立一个军区，叫作东江镇，升毛文龙为总兵。那时袁崇焕刚出山海关，还未建功。明朝唯一能与清兵打一下的，只有毛文龙一军，所以他名气相当大。当时董其昌曾上奏说：国家只要有两个毛文龙，努尔哈赤可擒，辽地可复。他这道奏章，当然只有书法上的价值，但由此也可见到一般朝臣对毛文龙的观感。

毛文龙不断升官，升到左都督，挂将军印，赐尚方剑。天启皇帝提到他时称为“毛帅”，不叫名字。天启四年五月，毛文龙遣将沿鸭绿江、越长白山，攻入满清东部，被守将击败，全军覆没；五年六月及六年五月，曾两次派兵袭击满清城寨，两次都丧师败归。毛文龙打仗是不行的，可是连年袭击满清腹地，不失为有牵制作用。那时候明军一见清兵就望风而遁，毛文龙胆敢主动出击，应当说勇气可嘉。天启七年正月，清兵征朝鲜，因为毛文龙不断在后方骚扰，于是分兵去攻他所驻守的铁山。毛文龙大败，逃上了皮岛。他在中朝边区打游击时，虽然屡战屡败，却也能屡败屡战。上了皮岛之后，有了大海的阻隔，清军没有水师，安全感大增，加之又上了年纪，很快就腐化起来。他开始发挥后勤才能，在皮岛大做生意，征收商船通行税，那便是海上买路钱，派人去辽东和朝鲜挖人参。一方面向朝廷要粮要饷，又向朝鲜要粮食，理由是帮朝鲜抵抗清兵，要收保护费。朝鲜也只得时时运粮给他。他升官发财之后，对打仗更加没有兴趣了。当时皮岛驻军有二万八千，战马三千余匹，皮岛之东的身弥岛驻兵千余，作为皮岛的外围，宁锦大战之时，毛文龙手拥重兵在旁，竟不发一兵一卒去支援，也不攻击清兵后方作牵制。袁崇焕当然极不满意，但因管他不着，无可奈何。天启年间，毛文龙不断以大量贿赂送给魏忠贤和其他太监、大臣，对朝中当权派的公共关系做得极好。天启五年，御史麦之令弹劾毛文龙，认为他无用，辽东军务不能依靠他。魏忠贤极力袒毛，说麦之令是熊廷弼的同党，将他杀了。这样一来，所有反对魏忠贤的东林党清流派都恨上了毛文龙。崇祯接位后，毛文龙作风不改。朝廷觉得皮岛耗费粮饷太多，要派人去核数查帐。毛文龙多方推托，总之是不欢迎御用会计师驾临。

袁崇焕的新任命，理论上是有权管到皮岛东江镇的。朝中于是有人建议皮岛的粮饷经由宁远转运，意思是交由袁崇焕控制。甚至有人主张撤退皮岛守军，全部调去宁远。这些主张，都遭到毛文龙的抗拒，而兵部又对毛相当支持。袁崇焕写信给首辅钱龙锡商量，要杀毛文龙。钱回信劝他一切慎重。袁在北京时，也曾和钱龙锡商议过杀毛的事，当时袁对钱龙锡说，要恢复辽东，必须从整肃东江镇的军纪开始。袁崇焕决心要解决这件事。崇祯二年五月二十二日，袁崇焕离宁远，去和毛文龙会谈，约定了在旅顺附近的一个小岛上相会，这小岛叫做岛山。从宁远经渤海到旅顺，和从皮岛经黄海到旅顺，海程大致相等，所以旅顺是一个中间地点，也可说是中立地带。那时毛文龙对袁崇焕已心存疑忌，如邀他到宁远相会，他是不肯来的。袁崇焕如去皮岛，却又是身入险地。袁崇焕除座船外，带船三十八艘，出发前先试放西洋大炮，射程远的五六里，近的三四里。二十六日到双岛，登州的军官带了兵船四十八艘来会。二十七日到岛山停泊，旅顺的军官前来参见。袁崇焕带众将上山，到龙王庙去拜龙王，对众将训话：“本朝开国，中山王徐达、开平王常遇春诸君起初在鄱阳湖、采石矶大战，后来一直打到漠北，水战固然胜，马步战也胜，才能驱逐胡元，统一中国。现在你们的水师只能以红船在水上自守，满清鞑子不下海，难道能赶他们入海打水战么所以水师必须也能陆战。”他的抱负是要将水师训练成为海军陆战队。六月初一，毛文龙率领将士到达岛山，与袁互相交拜。毛文龙呈上礼帖三封和三桌筵席。在船中吃过，袁崇焕和他谈话，说道：“辽东海外，只有我和贵镇二人，务必同心共济，方能成功。我历险来此，旨在商议进龋军国大事，在此一举。我有一个良方，只不知生病的人肯不肯服这一帖药。”当晚两人直谈到二更。初二袁崇焕上岛，犒赏毛的部属，和毛又密谈到三更。初三日又再谈，袁崇焕要求皮岛设文官监军，粮饷由宁远转发，改编部队，连谈三日三夜，毛文龙始终不同意，到这时谈判终于破裂。袁崇焕给他最后一个机会，劝他辞职回乡。毛文龙说：“辞职回乡这件事，我一直是在盼望的。只不过我对辽东事务很熟悉，解决了满洲之后，可顺势袭取朝鲜了。”袁崇焕听他大言不惭，更是不满。酒散后，袁传副将汪翥上船密议，五更方毕。通宵部署，要杀毛文龙了。初四日，袁崇焕犒赏毛部兵将共三千五百七十五名，军官每名三五两不等，兵每名数钱，又将带来的饷银十万两交卸。同时和毛划分职权，此后旅顺以东由毛指挥，旅顺以西由袁指挥。毛文龙收到大笔银子，对指挥权的区划又十分满意，减少了提防警惕。初五日，袁崇焕邀毛文龙一起检阅将士比赛射箭。相见后，袁崇焕说：“我明天要回宁远了。贵镇身当国家海外重寄，请受我一拜。”说着下拜，毛文龙跪下还礼。大家上山后，袁的亲信参将谢尚政指挥各营士兵布成一个大围。毛文龙和随从官员百余名在围内，将毛部兵丁都隔在围外。袁崇焕问起毛文龙手下将官的姓名，居然大多数姓毛。袁崇焕觉得奇怪。毛文龙说：“他们都是我的义孙。”袁崇焕笑了起来，跟着对毛部众将说道：“你们在海外辛苦，兵士每个月只有五斗米的粮，甚至家中几口人都分食此粮，想起来令人痛心。请大家受我一拜，感谢你们为国家尽力，以后大家不必担心没有粮饷。”当即下拜。众将磕头答礼，甚是感动。袁崇焕随即提出几件事来责问毛文龙，毛文龙抗辩。袁崇焕不客气了，斥责道：“本部院披肝沥胆，与你说了三日，只道你回头是岸，也还不迟。哪晓得你狼子野心，总是一片欺诳到底。你目中没有本部院，那也罢了。方今圣天子英武天纵，国法岂容得你”命人除下他衣冠，绑了起来。毛文龙的态度仍是十分倔强，自称无罪有功。

袁崇焕厉声道：“你道本部院是个书生，瞧我不起。本部院却是能管将官之人。你说没有罪么你犯了十二大罪，我数给你听：“一、明朝的制度，大将在外，必由文臣监督，你专制一方，军马钱粮不肯受核。二、杀戮降人难民，谎报冒功，说杀的是清兵。三、宣称如果南下，取登州和南京犹如反掌。四、每岁饷银数十万，但发给兵士的粮饷每月只有三斗半，侵盗军粮。五、在皮岛开马市，擅自与外国贸易。六、部将数千名都冒称姓毛，擅自封官。七、败退时剽掠商船。八、你自己强抢良家妇女，部下效尤。九、驱策难民到辽东去偷挖人参，不肯去的就不发粮食，让他们大批在岛上饿死。十、将大量金银送去京师贿赂，拜魏忠贤为义父，在岛上替魏忠贤塑像。十一、铁山一仗，大败丧师，却报称有功。十二、设立军区已达八年，不能恢复寸土，观望养敌。”这十二条罪状数了出来，毛文龙魂不附体，只有叩头求饶。袁崇焕问毛的部将：“毛文龙该斩么”诸将都吓得不敢作声。有人说毛文龙这些年来虽无功劳，但也辛苦出力。袁崇焕叱道：“毛文龙本来只不过是个寻常百姓，现今官居极品，满门封荫，已足够酬答他的辛劳了，为甚么他还这样悖逆”于是向着北京叩头，宣称：“臣今天诛毛文龙以整肃军纪，诸将中若有行为如毛文龙的，也一概处决。臣如不能成功，请皇上也像诛毛文龙一样的处决臣！”请出尚方剑来，命旗牌官将毛文龙在帐前斩决，向毛文龙部属谕示：“只诛毛文龙一人，其余各人一概无罪。”毛文龙麾下将士无一敢动。袁崇焕命人收殓毛文龙，次日开吊拜奠，说：“昨日斩你，是为了朝廷大法。今日祭你，是为了僚友私情。”

随即将毛部分为四队，派毛文龙的儿子毛承禄、副将陈继盛等四人分领，犒赏军士，尽除皮岛毛文龙的虐政。回宁远后上奏禀报，最后说：毛文龙是大将，不是臣有权可以擅自诛杀的。臣犯了死罪，谨候皇上惩处。

崇祯得讯，大吃一惊，非常不以为然。但想毛文龙已经死了，目前又正倚赖袁崇焕尽力，只得下旨嘉奖他一番，又下旨公布毛文龙的罪状，逮捕毛文龙的驻京办事处主任，以安袁崇焕之心。袁崇焕担心毛文龙的部下生变，奏请增加饷银。但查核部队实数，兵员比毛文龙虚报时少得多了。崇祯见兵员少了，饷银反增，颇为怀疑，但都一一批准。以崇祯这样刚强的性格，这时迫于形势而不敢得罪袁崇焕，实已深深伏下了杀机。毛文龙在皮岛，俨然是独立为王的模样，不接受朝廷派文官监察核数、滥杀难民冒功、侵吞军粮、军纪不肃，的确有罪。但袁崇焕以尚方剑斩他的方式，却也未免太戏剧化了些。明朝赐尚方剑给主帅，用意是给主帅以绝对权威，部将如不听指挥，立即可以诛杀。然而毛文龙的罪行都非紧急，也不是反叛作乱。何况毛文龙也是受赐尚方剑的。毛文龙在皮岛，毕竟曾屡次出兵，骚扰满清后方，是当时海上惟一的一支机动游击队，满清对他也一直颇为重视忌惮。这十二条罪状中，有几条平心而论并不能成立。毛文龙说取登州、南京如反掌，只不过一时夸口，并非真的要造反；向外国买马，当是军中需要；擅自封官是得到朝廷授权的，部将喜欢姓毛，旨在拍主帅的马屁，也没有甚么大不了；不能恢复寸土，只能说他无能，却非有罪，要打败清兵，恢复失地，谈何容易在岛上为魏忠贤塑像，更难以加他罪名。

天启年间，魏忠贤权势熏天，各省督抚都为魏忠贤建生祠、塑像而向他跪拜。当时袁崇焕在宁远也建了魏忠贤的生祠。时势所然，人人难免。毛文龙死后，部将心中不服，颇有逐渐叛去的，其中重要的叛将有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这三人投降满清，为清朝出了很大力气，后来都封王。清初四大降王，除吴三桂外，其余孔、耿、尚三人都是毛文龙的旧部。不过这也不能说是袁崇焕的过失。对于“杀毛事件”，当时舆论大都同情毛。一般朝臣认为，毛文龙即使有罪，他是一个大军区司令，也只能由皇帝下旨诛杀。皇帝的统治手段，主要只是赏与罚。袁崇焕擅杀大将，是严重的侵犯了君权。我也觉得袁崇焕这件事做得不对，过分的横蛮。将毛文龙逮捕，押解北京，交由皇帝去处置，才是合理的方式。当时盛行，有人做了来称誉毛文龙。一部是四十回的《辽海丹忠录》，是杭州人陆云龙所作，大捧向乡毛帅。另一部是作者不署名的《铁冠图》（不是讲李自成事迹的那一部），以毛文龙为主角。当时大名士陈眉公对“杀毛事件”抨击甚烈。另一个大名士钱谦益是毛文龙的朋友，对朝野舆论当然也有影响。《明季北略》甚至说：袁崇焕捏造十二条罪名来害死了毛文龙，与秦桧以十二道金牌来害死了岳飞完全一样。却又是过分的批评了。推测袁崇焕所以用这样的断然手段杀毛，首先是出于他刚强果决的性格。其次，文人带兵，一定熟读孙子兵法，对于孙子杀吴王爱姬二人、因而使得宫中美女尽皆凛遵军法的故事，对于“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的军法观念，一定印象十分深刻。那时候宁远、锦州、蓟州各处军事要地都曾发生兵变，如不整饬军纪，根本不能打仗。袁崇焕明知这样做不对，还是忍不住要杀毛，推想起来，也有自恃崇祯奈何他不得的成分。最后，毛文龙接近魏忠贤，袁崇焕接近东林清流，其中也难免有些党派成见。

督师本来比总督略高，但在于谦的时候还没有设督师当时总督是地位最高的带兵文官。见吴晗：《明代的军兵》。

2即今辽宁省安东之北的九连城，与朝鲜的义州隔鸭绿江相对。

3皮岛在朝鲜写作椴岛。这个“椴”字，汉文音“驾”，但朝鲜人读作pi音，所以中国人就简称为皮岛。有一本相当流行的讲清史的通俗著作说皮岛即海洋岛，地理弄错了。海洋岛在皮岛和大连之间，离皮岛约一百海里。皮岛是朝鲜地方，海洋岛是中国地方。

4据朝鲜派去皮岛的使者记载：毛文龙每天吃五餐，其中三餐有菜肴五六十品，宠妾八九人，珠翠满身，侍女甚多。

5一般书籍（包括《明史》）上记载，都说袁毛的会晤地是在双岛。《荆驼逸史》中辑有《袁督师计斩毛文龙始末记》一文，采用的是日记体，从五月二十二日袁崇焕出发到六月十一日回宁远，逐日记录海程、所经岛屿、风势、船只、兵员、官员姓名等等，十分详尽，作者显然是袁崇焕随行的幕僚或部属。他写作态度异常忠实，对于袁毛密谈三日三夜，只记两人“二更后方散”、“密语三更方散”，记录两人密谈后的神色，却不记密语内容，全天凭空推测的言辞，合于现代要求最严格的报导体。该书记载袁毛相会的地点是在岛山，离旅顺陆路十八里，水路四十里，距双岛有半日水程，中间隔了松木岛、猪岛、蛇岛、虾蟆岛等许多岛屿。我比较各种资料，觉得岛山的说法更为可信。

6《始末记》记载当时情形说：“酒叙至终，（袁）方有傲状，毛帅有不悦意态。”

7后来大大有名的孔有德、耿精忠、尚可喜都是毛文龙的义孙，那时叫做毛有德、毛精忠、毛可喜。

8梁启超在《袁崇焕传》中说：“吾以为此亦存乎其人耳。毛文龙不死，安知其不执为诸降王长”意思说，毛文龙如果不死，说不定他反而是第一大降王呢。然而这也是揣测之辞了。

这时候朝廷又欠饷不发了。袁崇焕再上奏章，深深忧虑又会发生兵变，更忧虑兵卒哗变后不再接受安抚，从此变为“大盗”。他说一定要发生一次兵变，才发一次欠饷，而发了欠饷之后，又一定将负责官员捉去杀了一批，这样下去，永远是“欠饷——兵变——发饷——杀官——欠饷”的循环。这道奏章，当然只有再度加深崇祯对他的憎恨。崇祯二年春，袁崇焕上奏，说山海关一带防务巩固，已不足虑，但蓟门单弱，须防敌人从西路进攻。这时蓟辽总督是刘策，懦弱而不懂军事。袁崇焕看到了防务弱点的所在，第一道奏章上去，朝廷没有多加理会，他再上第二道、第三道。崇祯下旨交由部科商议办理，但始终迁延不行。拖到十月，清兵果然大举从西路入犯，正在袁崇焕料中。首当其冲的，正是刚刚发生过索饷兵变的遵化。

明朝初年为了防备蒙古人，对北方边防是全力注意的，好好修筑了长城，设立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太原（统偏头、宁武、雁门三关）、陕西、延绥、宁夏、甘肃九大边防军区，那便是所谓“九边”。东起鸭绿江，西至酒泉，绵延数千里中，一堡一寨都分兵驻守。但后来注意力集中于辽东，其他八镇的防务就废弛了。明太祖本来建都南京，成祖因为在北京起家，将都城迁了过去。在中国整个地形上，北京偏于东北，和财赋来源的东南相距甚远。最不利的是，北京离国防第一线的长城只有一百多里，敌军一攻破长城，快马奔驰半天，就兵临北京城下。金元两朝以北京为首都，因为它们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不敢深入中原，一旦有变，可以立刻转身逃回本土。明朝的情况却根本不同。成祖对蒙古采取攻势，建都北京便于进攻，后来兵力衰弱，北京地势上的弱点立刻暴露无遗。本来，两个互相敌对的社会是不可能长期对峙的，僵持一段时期之后，终究是非进则退。明朝既坚决不肯和满清议和，形势上又无力进攻，再将京城暴露在敌人大兵团朝发夕至的极近距离之内，根本战略完全错误。以汉人为主的中华民族所以伟大，主要是在文治教化，征战本非所长，如果基本战略一错，局势就难以收拾了。

这次进军皇太极亲自带兵，集兵十余万，知道袁崇焕守在东路，攻打不进，于是由蒙古兵作先导，绕道西路进攻。出发前对王公大臣说：“明朝若是肯和，我们采参开矿，与他们交易，换来布匹，大家共享太平，岂不极好但我几次三番的求和，明朝总是不允，这次非狠狠打一仗不可。”十月初五，抵达喀喇沁的青城。这条路很远，行军不便，诸将见到了前途的艰难，不少人便主张退兵，其中以代善及莽古尔泰两大贝勒主张最力，认为：深入敌境，劳师袭远，如果粮匮马疲，又怎么回得去纵使攻进了长城，明人势必聚集各路兵马围攻，我们便众寡不敌，要是后路遭到堵截，恐无归路。金人的根本是在辽宁、吉林一带。从山海关进攻北京，那是安全的进军路线，如果打不胜，退回去就是了。现在远远的绕道蒙古，当时运输工具简陋，粮草很容易接济不上。那时代善四十九岁，是皇太极的二哥，莽古尔泰四十三岁，是皇太极的五哥，两人比较老成持重。

少壮派大将岳托与济尔哈朗等人则支持皇太极（当时三十八岁，排行第八）的进军主张。岳托是代善的儿子，当时年龄不详，相信最多三十岁，济尔哈朗是皇太极的堂弟，三十四岁，都是勇气十足。那日开军事会议密商，直开到深夜，在皇太极的坚持下决定继续进攻。但皇太极也知道此行极险，第二日早晨重申军令，不准吃明人的熟食，以防下毒，不准酗酒，采取柴草时必须众人同行，不可落单，充分显露了战战兢兢的心情。皇太极爱读《三国演义》，这次出师，很有邓艾伐蜀、深入险地的意味。

自青城行了四天，到老河，兵分三路，皇太极命岳托、济尔哈朗率右翼四旗和右翼诸部蒙古兵攻大安口；七哥阿巴泰、十二弟阿济格率左翼四旗及左翼诸部蒙古兵攻龙井关；他自己亲率中军攻洪山口。三路先后攻克，进入长城，进迫遵化。袁崇焕于十月二十八日得讯，立即兵分两路，北路派镇守山海关的赵率教带骑兵四千西上堵截。他自己率同祖大寿、何可纲等大将从南路西去保卫北京。沿途所经抚宁、永平、迁安、丰润、玉田诸地，都留兵布防，准备截断清兵的归路。崇祯正在惶急万状之际，听得袁崇焕来援，自然是喜从天降，大大嘉奖，发内帑劳军（这次是心甘情愿了），发表袁崇焕作各路援军总司令。

袁崇焕部十一月初赶到蓟州，十一、十二、十三，三天中与清兵在马升桥等要隘接仗，每一仗都胜。清军半夜里退兵。但北路援军却遭到了重大挫败。赵率教急驰西援，到达三屯营时，总兵朱国彦竟紧闭城门，不让他部队进城。赵率教无奈，只得领兵向西迎敌，在遵化城外大战，被清军阿济格所部的左路军包围歼灭，赵率教中箭阵亡。遵化陷落，巡抚王元雅自杀。清军越三河，略顺义，至通州，渡河，进军牧马厂，兵势如风，攻向北京。大同总兵满桂、宣府总兵侯世禄中途堵截，都被击溃。满、侯两部兵马退保北京。

袁崇焕得到赵率教阵亡、遵化陷落的消息，既伤心爱将之死，又知局面严重，于是两日两夜急行军三百余里，比清军早到了二天，驻军于北京广渠门外。

袁崇焕一到，崇祯立即召见，大加慰劳，要他奏明对付清兵的方略，赐御馔和貂裘。

同时召见的还有满桂。他解去衣服，将全身累累伤疤给皇帝看，崇祯大为赞叹。袁崇焕以士马疲劳，要求入城休息。但崇祯心中颇有疑忌，不许他部队入城。袁崇焕要求屯兵外城，崇祯也不准，一定要他们在城外野战。清兵东攻，一路上势如破竹，在高密店侦知袁军已到，都是大惊失色，万万想不到袁崇焕会来得这样快。二十日，两军在广渠门外大战。

袁崇焕这时候不能再轻袍缓带、谈笑用兵了，他穿了甲胄，亲自上阵督战。从上午八时打到下午四时，恶斗八小时，胜负不决。满桂率兵五千守德胜门。当时北京军民在城头观战，但见清兵冲突而西，从城上望下来，如黑云万朵，挟迅风而驰，须臾已过。一场激战，满桂受伤，血染征袍，五千兵只剩下了三千人。清兵威猛如此，北京人自然看得心惊胆裂。北京城头守军放大炮支援满桂，但炮术奇差，炮弹打入满桂军中，杀伤了不少士卒。主战场是在广渠门。袁崇焕和清兵打到傍晚（幸好城头守军没有放炮支援袁军），清兵终于不支败退，退了十余里。袁军直追杀到运河边上。这场血战，清军劲旅阿巴泰、阿济格、思格尔三部都被击溃。袁崇焕也中箭受伤。这一役之后，清兵众贝勒开会检讨。皇太极的七哥阿巴泰按军律要削爵。皇太极说：“阿巴泰在战阵和他两个儿子相失，为了救儿子，才没有按照预定的计划作战，然而并不是胆怯。我怎么可以定我亲哥哥的罪”便宽宥了他。可见这一仗清军败得很狼狈。皇太极与诸贝勒都说：“十五年来，从未遇到过袁崇焕这样的劲敌。”于是不敢再逼近北京，驻兵在海子、采囿之间。袁崇焕来援北京时，因十万火急，只带了马军五千作先头部队，其后又到了骑兵四千，广渠们这场大战，是以九千兵当十余万大军，其实是胜得十分侥幸的。当时一来袁军一鼓作气，奋勇抗敌，二来清军突然遇到袁军，心中先已怯了，斗志不坚。袁崇焕知道这一仗侥幸获胜，在军事上并不可取，尤其在京城外打仗，更不能贪图侥幸。他对部属说：“按照兵法，侥幸得胜，比打败仗还要不好。”因为碰运气而打胜，也可因运气不好而败，一败就不可收拾。但如谋定而后战，事先筹划好第二个步骤，即使败了一仗，也无大患。可是崇祯见清兵没有远退，不断的催促袁崇焕出战。袁崇焕说，估计关宁步兵全军于十二月初三、初四可到。一等大军到达，就可和清兵决战。这时清军中的大将见到袁崇焕兵少，主张立刻攻城。皇太极终是忌惮袁崇焕，不肯攻城，推托说是怕损失良将。其实即使在袁崇焕步军大队开到之后，还是不应和清兵决战。明军的战斗力远不如清兵，双方人数如约略相等，明军胜少败多。在京城外决战，在明方是太过冒险，万一（其实不是万一，而是极有可能）袁军溃败，甚至全军覆没，北京立刻失陷，崇祯就得提前十五年上吊了。决不能拿京师和皇帝来孤注一掷，作为赌注。但多过得一天，明军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勤王之师便多到一批。任何平庸的将才也看得到：应当大军在城外坚守不战，派游军去截断清兵的粮道，焚烧清兵粮草，再派兵去占领长城各处要隘，使清兵完全没有退路，然后与清兵持久对抗。简单说来，就是“坚壁清野”。在任何地方打仗，都须设法立于不败之地。在京城抗敌，更是绝对要立于不败之地。除非先将皇帝与统帅部先行撤出京城。时间一久，清军身在险地，军心必然动摇，困在北京郊外，进是进不得，退又退不了，变成了瓮中之鳖。这时袁崇焕兵权统一，只待援军云集，就可对清军四面重重围困。两军交战，胜败之分全在乎一股气势。明军战斗力虽然不行，但眼见必胜，兵将都想立功，自然不会一触即溃。三个月、四个月的打下来，清兵非覆没不可。

在这其间，明军应当再派兵进攻辽阳、沈阳。清兵倾巢而出，本部全然空虚。明军要攻占辽沈决非难事。取得辽沈后，将一些清军的家属送去清军营中，清兵哪里还有斗志

事实上当然不能这样顺利。皇太极和众贝勒善于用兵，立刻就会全军急退，冲出长城，如果退得早，退得快，明军尚未合围，相信袁崇焕拦他们不祝但西路沿途追击，东路另出大军去攻辽沈而作牵制，清兵大军虽能退回本部，却非输得一败涂地不可。皇太极这次偷袭实在十分冒险。孙子兵法的重要原则是：设法引敌人进入于我有利的阵地；让敌人辛辛苦苦的远道来攻，我以逸待劳；敌人初来时兵势锋锐，应当持重不战，待得敌人困顿怠懈而想退兵之时，便乘机进击。这些求之不得的良机，突然之间都出现了。袁崇焕熟读孙子兵法，以他的大才，当然能善于利用，就算不能一举而灭了满清，至少也可以令清兵十余年不敢再来进犯。

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军猛攻斯大林格勒。苏军一面扼守坚城，一面另遣大军抄德军后路，终于聚歼德军三十三万人。经此役后，德军就此一蹶不振。苏军元帅朱可夫的战略，基本原则也不过是“守坚城，抄后路，聚歼之”九字而已。然而崇祯是个十分急躁、毫无韧力的青年，那时还没满十九岁，一见袁崇焕按兵不动，登时便不耐烦起来，不住的催他出战。袁崇焕一再说，要等步兵全军到达才可进攻，现在只有九千骑兵，和敌兵十余万决战，难求必胜。料想崇祯就怀疑起来了：“你不肯出战，到底是甚么居心想篡位么想胁迫我答应议和么你从前不断和皇太极书信往来，到底有甚么密谋你为甚么一早就料到金兵要从西路来攻北京”他的性格本来就十分多疑，敌军兵临城下，又惊又怕之际，想象力定然十分丰富。这时又有尤世威一路援兵到达，另有侯世禄部一军，两路部队人数不多，战斗力也不强，如派去和清兵交锋，一战即溃，反而扰乱全军军心，影响京师城防。

袁崇焕派尤世威部去守昌平，那是明成祖以来历代皇帝的陵寝所在，如果给清兵攻占，掘了皇帝祖宗的坟墓，此事非同小可。他派侯世禄部去守三河，以作蓟州的后应，目的是牵制清军，乘机可截断清兵归路。北京的卫戍部队本来有所谓“京营”，在明太祖时是全国诸军之冠，精锐之极，可是这时久未训练，早已无用，所以袁崇焕派满桂和自己所带的九千骑兵守北京。崇祯见他并不将所有援兵都调来守北京，更加忧虑重重。总之，他见清兵来攻，已吓得魂飞魄散，只盼望所有援军的一兵一卒，都在北京城外保卫他皇上万岁一个人。他完全不明白打仗的道理。一支部队如果派出去攻击敌军后路，所发生的作用，往往比守在北京城外要大得多。

清兵于十一月二十七日退到南海子，溃败之后，心中不忿，便在北京郊外大举烧杀出气。北京城里居民的心理是和皇帝一样的，顾到的只是自己身家性命，大家听信了谣言，说袁崇焕不肯出战，别有用心。许多人说清兵是他引来的，目的在“胁和”，使皇帝不得不接受他一向所主张的和议。于是有人在城头向城下的袁部骑兵抛掷石头，骂他们是“汉奸兵”。石头砸死了几名兵士。

这种盲目的群众心理，实在是很可怕的，近代的群众心理学书籍中常有提到。第一次宁远大战，清兵猛攻，眼见城破在即，百姓就大骂袁崇焕害人，清兵退后，便即大哭拜谢。据动物学家的调查报告，合群的动物（如老鼠）在遇到危难时，往往会撕杀同类，或许是出于同一心理。就在这时候，清兵捉到了两名明官派在城外负责养马的太监，一个叫杨春，一个叫王成德。皇太极心生一计，派了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巴克甚、达海等人监守。俘虏了两名小小太监，何必要派五名将领来监守其中当然有计。高、鲍、宁三人是投降满清的汉人。到得晚上，鲍承先与宁完我二人依照皇太极所授的密计，大声“耳语”，互相说道：“这次撤兵，并不是我们打了败仗，那是皇上的妙计。你不见到么皇上单独骑了马逼近敌人，敌人军中有两名军官过来，参见皇上，商量了好久，那两名军官就回去了。皇上和袁督师已有密约，大事不久就可成功。”

这两名太监睡在旁边，将两人的话都听得清清楚楚。十一月三十日，皇太极命守者假意疏忽，让杨春逃回北京。杨春将听到的话一五一十的禀报了崇祯。

第二天，十二月初一，崇祯召袁崇焕和祖太寿进宫，问不了几句，就喝令将袁崇焕逮捕，囚入御牢。祖大寿眼见之下，吓得手足无措，出北京城后等了三天，见袁崇焕始终没有获释。崇祯派太监向城外袁部宣读圣旨，说袁崇焕谋叛，只罪一人，与众将士无涉。众兵将在城下大哭。祖大寿与何可纲惊怒交集，立即带了部队回锦州去了。正在兼程南下赴援的袁部主力部队，在途中得悉主帅无罪被捕，北京城中皇帝和百姓都说他们是“汉奸兵”，当然也就掉头而回。中国历史上甚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但敌军兵临城下而将城防总司令下狱，却是第一次发生。

崇祯见祖大寿带领精兵走了，不理北京的防务，这一下可急起来了，忙派了内阁全体大学士与九卿到狱中，要袁崇焕写信招祖大寿回来。袁崇焕心中不服，不肯写，说道：“皇上如有诏书，要我写信，我当然奉旨。再说，我本来是督师，祖大寿听我命令。现今我是监狱里的犯人，就算写了信，祖大寿也不会重视。”但崇祯不肯低头，不肯正式下旨命他写信，只是不断派太监出来催促。后来兵部职方司郎中余大成劝袁崇焕说：“你的忠心和大功，天下皆知。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终须以国家为重。”袁崇焕想到了“以国家为重”五字，于是克制了自己的倔强脾气，写了一封极诚恳的信，要祖大寿回兵防守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