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1/2）

玛露哈睁开双眼，想起了一句古老的西班牙箴言：“我们所能承受的，愿上帝别赐予我们。”距离绑架发生已经有十天了，不论是贝阿特利丝还是她，都已经习惯了一种在第一天晚上看起来不可思议的生活。绑匪们经常向她们强调，这是一次军事行动，但是关押制度比监狱还要严格。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允许她们说话，而且只能窃窃私语。她们不能随意从床垫上起身，这张床垫就充当了她们的床铺。她们的一切需要都必须向两个看守请示：请示坐下，请示伸腿，请示和玛丽娜说话，请示抽烟。看守紧紧盯住她们不放，连睡觉的时候都不例外。玛露哈得用枕头堵住嘴，才能降低咳嗽的声音。

唯一的那张床是玛丽娜的，一盏床头灯不分日夜地亮着，铺在地上的床垫和床平行。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睡在床垫的两头，就像十二宫里的双鱼座，两人盖同一床被子。彻夜不眠的看守或坐在地上，或靠墙站着。空间非常狭小，他们只要伸一下腿，就会踩到人质的床垫。仅有的一扇窗户被关上了，她们生活在阴暗之中。睡觉前，唯一一扇门的缝隙也会被破布堵上，免得玛丽娜打开床头灯时，灯光照进屋里的其他房间。在玛露哈的请求下，看守摘掉了天花板上的蓝色灯泡，之前它让所有人都显得苍白得可怕。因此，除了电视机闪烁的灯光之外，不论白天还是黑夜都没有其他光源。这个密闭的屋子完全不通风，充斥着热气和臭味。早上六点到九点是最糟糕的时候，人质们醒了，没有空气、没有水、没有食物。她们等待门缝上的破布被取走，让她们可以透透气。咖啡和香烟供应得很及时，而且有求必应，这是玛露哈和玛丽娜唯一的安慰。对于贝阿特利丝这位呼吸疗法专家来说，小屋里积累的烟雾是一种灾难。然而，由于另外两位是如此快乐，她便一直默默地忍受着。一次，玛丽娜抽着烟，喝着咖啡，感叹说：“如果我们三个能在我家一块儿抽烟、喝咖啡，笑谈这些可怕的日子，那该是多么美好啊。”那天，贝阿特利丝不仅不觉得自己在勉强忍受，反而遗憾自己不会抽烟。

把她们三个安排在同一间监狱里是一项应急方案。那辆被撞的出租车暴露了绑匪的行踪，她们被带去的第一所房子没法使用了，这才有了最后时刻的变动和这样的窘境：只有一张窄床；一张简易床垫要供两人使用；在不到六平方米的空间里挤着三个人质和两个轮班的守卫。玛丽娜也被从另一幢房子（据她自己说，那是座农场）带走过，因为那里的守卫嗜酒如命、不守规矩，将整个组织都带入了危险的境地。无论如何，一家世界顶级的跨国公司，竟没有丝毫的善心来为它的追随者和受害者提供人道的环境，这让人匪夷所思。

她们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她们通过声音判断出附近有一条重型卡车专用公路；似乎还有一家卖酒的路边小店，放着音乐开到下午；有时会听见召集群众参加政治或宗教活动的喇叭声，还能听见震耳欲聋的音乐声。她们还有好几次听见了下届制宪议会竞选活动的口号。更常听见的是小型飞机近距离起飞和降落时发出的轰鸣声，因此她们猜测自己是在瓜伊玛拉尔机场附近。这个提供短距离跑道的机场位于波哥大以北二十公里的地方。玛露哈从小就对草原的气候非常熟悉，她觉得房间的冷气并非来自开阔的田野，而是来自城市。此外，守卫们防范过于严格。除非他们身处城市中心，否则这很难解释。

最让人惊讶的是一架轰隆作响、偶尔经过的直升机。它离他们那么近，好像就在房子上方。玛丽娜·蒙托亚说，是负责绑架案的军官来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她们不得不习惯那个声音。在那几个月里，那架直升机每个月至少降落一次，人质们确信这与她们有关。

要划分现实和玛丽娜充满感染力的幻想是不可能的。她说帕丘·桑托斯和迪安娜·图尔巴伊就在这幢房子的另一个房间里，因此直升机里的军官每次来访时，都同时处理这三起案件。有一次，她们听见院子里发出警报声。“管家”教训他的妻子，慌慌张张地命令她，让她把东西抬高点儿、放到这边、向上翻，仿佛是想把一具尸体塞进某个装不下的地方。玛丽娜阴森森地胡言乱语，认为弗朗西斯科·桑托斯可能被肢解了，他们正在把尸块藏到厨房的瓷砖下面。“他们一旦开始杀人就停不下来，”她说，“接下来就是我们了。”那是一个恐怖的夜晚，后来她们偶然得知，那晚他们是在给旧洗衣机换地方，四个人抬它都很费劲。

夜里万籁俱静，只有一只没有时间观念的疯狂公鸡随时都会打鸣。她们听见远在天边的犬吠声，附近也有一只狗在叫，她们觉得那是守卫养的狗。一开始，玛露哈的状态很糟糕。她蜷缩在床垫上，闭着眼睛。在几天的时间里，她试图保持头脑清醒，如果不是不得已，就不睁开双眼。她无法连续睡八个小时，几乎每次都睡不到半小时，醒来时，又一次身处焦虑之中，那焦虑在现实中窥探着她。这是一种持久的恐惧：她真切地感觉到胃里有一条温暖的线，总是处在爆炸的边缘，让她恐惧不安。玛露哈像看电影一样回顾了自己的一生，试图抓住美好的回忆，然而，不愉快的回忆总是占了上风。她曾三次从雅加达出发回到哥伦比亚，其中一次，她正在吃午饭，路易斯·卡洛斯·加兰邀请她领导团队帮助他竞选下届总统。在上一届选举中，她是他的形象顾问，和姐姐格萝莉娅在全国展开了竞选活动。他们欢庆过胜利，经受过失败，躲避过风险，因此，这个请求是符合常理的。玛露哈觉得很合理，很满意，但是，吃完饭后，她察觉到加兰脸上有一种意义不明的神情、一种超自然的光芒，她以准确的洞察力快速判断，有人要杀他。征兆太明显了，于是她说服丈夫也一同回哥伦比亚。虽然玛萨·马尔克斯将军给他提了醒，但没有向他说明死亡的风险。启程前八天，他们在雅加达被一则新闻惊醒：加兰被杀害了。

那次经历使她有了抑郁倾向，绑架事件又加剧了症状。她找不到可以坚守的东西，无法摆脱自己正面临致命危险的想法。她不说话，也不吃饭。贝阿特利丝的冷淡和蒙面人的粗鲁让她很心烦，她也无法忍受玛丽娜对绑架者的顺从和对他们制定的规则的认同。她仿佛是另一个看守，如果玛露哈睡觉的时候打呼噜、咳嗽，或是动作超过了必要的幅度，她就会训斥她。玛露哈把杯子放在一个地方，玛丽娜吓坏了，急忙把杯子拿走：“小心！”然后把杯子放在别处。玛露哈以极其轻蔑的态度对待她。“您别费心了，”玛露哈说，“您在这儿做不了主。”最糟糕的是，看守们也担惊受怕，因为贝阿特利丝整天都在记录囚禁生活的细节，等到自由的那天好讲给丈夫和孩子们听。她还列了一份很长的清单，记录了房间里所有让她厌恶的东西。后来，当发现找不到不让她厌恶的东西时，她只好放弃了。看守们从广播里听说了贝阿特利丝是理疗师，但是他们把理疗师和心理咨询师弄混了，害怕她在筹划用科学方法把他们逼疯，于是禁止她记录。

玛丽娜的“堕落”是可以理解的。对她而言，在经历了近两个月的死亡前夜之后，在这个已经属于她，而且只属于她的世界里，另外两个人质的到来就像是一种难以忍受的入侵。她和看守们的关系本来已经非常密切，却被她们搅乱了。在不到两个星期内，她重新陷入了巨大的痛苦和无尽的孤独之中，此前她本已克服了这种情绪。

而对玛露哈来说，没有哪个夜晚像第一晚那样难以忍受。那是一个漫长的寒夜。气象局的数据显示，凌晨一点，波哥大的气温在十三度到十五度之间，市中心和机场附近下起了毛毛细雨。玛露哈被倦意打败了。她刚睡着就开始打鼾，但随时又会因为自己老烟枪的咳嗽醒过来。咳嗽很顽固，无法控制。清晨，潮湿的墙壁上渗出了冰冷的夜露，这使她的咳嗽更加严重了。她每次打鼾或者咳嗽时，看守就会用脚后跟在她头上踹一脚。出于一种难以遏抑的恐惧，玛丽娜站在了看守们一边。她威胁说要把玛露哈绑在床垫上，免得她一直动；又威胁要堵住她的嘴，免得她打呼噜。

玛丽娜让贝阿特利丝听凌晨的广播新闻。这是个错误。在第一次接受蜗牛电台的亚米德·阿玛特采访时，佩德罗·盖莱罗医生训斥、辱骂了绑架者，还向他们发出了挑战。他威胁他们，让他们表现得像个男人，承担起责任。贝阿特利丝非常恐惧，她坚信这些侮辱会落到她们身上。

两天后，一个头目如一阵狂风般踹门而入，他衣冠楚楚，身材魁梧，身高有一米九。他穿着无可挑剔的热带羊毛西装和意大利皮鞋，系着黄色真丝领带，这衣着和他粗鲁的举止形成强烈对照。他朝看守们骂了两三句脏话，粗暴地对待其中最害羞的一位——同伴们管这名守卫叫“大灯”。“我听说您很紧张，”他对“大灯”说，“我警告您，在这儿，紧张的人都得死。”接着，他不假思索地对玛露哈说：

“我听说，昨晚您很烦人，又出声儿又咳嗽的。”

玛露哈回答时十分冷静，这种冷静可能会被误解成鄙视。

“我睡觉的时候会打呼噜，但是我感觉不到，”她回答，“屋里太冷了，清晨的时候墙上还会滴水，所以我没法忍住不咳嗽。”

那个男人不是来听抱怨的。

“您觉得您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吗？”他吼道，“如果您晚上再打呼噜、再咳嗽的话，我们就一枪打爆您的头。”

然后，他又对贝阿特利丝说：

“或者打爆你们孩子和老公的头。我们都认全了，而且知道他们在哪儿。”

“随您便，”玛露哈说，“我不可能不打呼噜。您想杀我就请便吧。”

她很坦诚，而且随着被监禁的时间越来越长，她意识到这样做是对的。从第一天开始，她们就遭到了粗暴对待，这是绑匪们用来击垮人质的方法。相反，贝阿特利丝没有那么高傲。她丈夫在广播里的疯狂表现依然让她耿耿于怀。

“您为什么非得把我们的孩子牵扯进来，他们和这些有什么关系？”她快哭了，“您没有孩子吗？”

他回答说有，或许他有些动容，但贝阿特利丝已经输掉了这场战役：泪水让她无法继续说下去。玛露哈已经冷静下来，她告诉这个头目，如果真的需要达成某种协议，她们可以跟自己的丈夫谈谈。

她觉得这位蒙着面的头目听取了她的建议，因为星期天的时候，他的态度完全变了。他带来了当天的报纸，上面有阿尔贝托·比亚米萨尔的声明，表示他想跟绑匪们商定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看来，绑匪们也相应地行动起来了。至少，头目非常满意，他让人质们列了一张必需品清单：肥皂、牙刷、香烟、面霜还有一些书。清单上的部分物品当天就到了，但有几本书四个月之后才收到。在监禁期间，她们收集了圣子和圣母玛丽亚的各种画像和纪念物，看守们离开或是休整完回来时，都会留下或是带来这些东西。十天后，她们已经养成了一种居家习惯。她们把鞋子放在床底下，但是房间里太潮湿了，必须时不时地把鞋子取出来，拿到院子里晾干。她们只能穿看守们第一天拿给她们的男袜，袜子是厚羊毛的，有不同的颜色。她们一次穿两双，免得走路出声。她们被绑架当天穿的衣服被没收了，绑匪给她们发了运动服，每人一件灰的和一件粉的，她们穿着运动服活动、睡觉。还发了两套内衣，冲澡的时候才能清洗。刚开始，她们穿着运动服睡觉。后来，她们有了一件睡衣，天冷的时候，她们把睡衣套在运动服外面睡。绑匪们还给了她们一个口袋，用来装她们为数不多的个人物品：备用的运动服、干净的袜子、换洗的内衣、卫生巾、药和化妆品。

她们三人和四个看守共用一个卫生间。上厕所的时候，她们只能把门掩上，不能上锁。而且，尽管还得同时洗衣服，冲澡的时间不能超过十分钟。绑匪们给她们多少烟，她们就能抽完多少。玛露哈一天抽一盒多，玛丽娜更多。房间里有一台电视机和一台家用便携式收音机，好让人质们听新闻，让看守们听音乐。她们收听上午的新闻时，音量很低，好像在干一件偷偷摸摸的事。相反，看守们听舞曲的时候会把音量调得很高，像是他们情绪的写照。

早九点，看守们打开电视收看教育节目，接着看电视剧和另外两三个节目，最后是午间新闻。电视机运行的最主要时段是下午四点到晚上十一点。那段时间，就像在孩子的房间里一样，即便没有人看，电视机也一直开着。相反，看新闻时，人质们用极其细致的注意力仔细研究，试图发现家人们加密过的信息。当然，她们永远无法得知自己错过了多少加密信息，又把多少无关的话语错读成了充满希望的口信。

最初的两天内，阿尔贝托·比亚米萨尔在不同的新闻节目里出现了八次。他确信，他的声音会通过某个节目传到受害者那里。此外，玛露哈的孩子几乎都是传媒界人士。有几个孩子在固定时段有电视节目，他们利用这些节目保持着一种他们认为的单边沟通。也许这种沟通是无效的，但他们还是坚持着。

在接下来的星期三，她们看到的第一个节目是阿莱桑德娜从瓜希拉回来之后制作的。精神科专家海梅·加维里亚是贝阿特利丝丈夫的同事，也是他们家的老朋友。他讲授了一系列如何在封闭空间内保持良好情绪的指南。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认识加维里亚医生，她们明白了节目的意图，并对他教授的内容做了笔记。

根据一场与加维里亚医生关于绑架受害者心理学的长谈，阿莱桑德娜准备了八期节目，这是第一期。她挑选了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喜欢的话题，并在其中融入了只有她们才能解读的个人信息。阿莱桑德娜决定每周邀请一个回答问题的嘉宾，这些问题意有所指，肯定能立刻引发人质们的联想。令人惊讶的是，很多毫无准备的观众也发现，这些看似单纯的问题里包含其他内容。

在同一座城市里，离玛露哈她们所在的位置不远，关押弗朗西斯科·桑托斯的房间里，情况一样令人憎恶，只是没有那么严重。一种解释是，除了政治用途之外，对她们的绑架还有复仇意图。此外，几乎可以确定，玛露哈的看守和帕丘的看守是两组人。他们分开行动，相互之间完全不联系。尽管这只是出于安全考虑，但其中还是有令人费解的不同之处。帕丘的看守们更加亲切，更有自主性，也更容易满足，而且对他的身份也没那么小心翼翼。帕丘睡觉时被一条金属链绑在床边的栏杆上，为了避免将他挫伤，金属链表面裹上了绝缘胶带，这就是他面临的最糟糕的情况。而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连一张能被绑起来的床都没有，这是她们面临的最糟糕的情况。

从第一天起，帕丘准时收到报纸。总体来说，报纸上关于这起绑架案的叙述非常随意，而且信息量很少，这让绑匪们笑弯了腰。当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被绑架的时候，他的作息时间已经固定了。他整晚都很清醒，大约在上午十一点的时候入睡。晚上，他有时自己看电视，有时也和看守们一起看，或者跟他们谈论当天的新闻，尤其是关于足球比赛的新闻。他看完书已经很累了，但还有脑力玩纸牌、下棋。他的床很舒服，他从第一天开始就睡得很好，直到感染了疥疮，又痒又痛，而且还双眼灼热。他们洗干净棉被，在房间里进行一次彻底的大扫除后，这些毛病就消失了。由于窗户被木板封死了，他们从不担心有人会从外面看见屋内的亮光。

十月份，他毫无预兆地出现了幻觉。绑匪们命令他给家人寄去自己还活着的证明。他费了好大劲才控制住自己的幻觉，要了一罐黑咖啡和两包烟，接着开始书写来自灵魂的口信，完成后连个逗号都没改。他把口信录在一卷迷你磁带里。跟普通的磁带相比，信使们更喜欢这种磁带，因为更容易藏起来。他尽可能地放慢语速，并试着改善发音，他说话的态度没有泄露他阴霾的情绪。最后，他录了两则《时代报》当天的头条新闻，用来标记传递消息的日期。他很满意，特别是对第一句话：“所有认识我的人都明白，完成这则口信对我来说有多难。”然而，等到阅读刊登出来的消息时，他已经冷静下来了。他觉得这则口信像把绳子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因为在最后一句话中，他请求总统尽全力解救记者们。“但是，”他提醒道，“不能违反法律和宪法的规定。这不仅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也是为了让目前被绑架的新闻界重获自由。”几天后，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被绑架的消息传来，他变得更加沮丧，因为他认为这是事情将变得冗长繁复的征兆。逃亡计划由此开始酝酿，并且还将变成无法抗拒的执念。

迪安娜和她组员的情况与其他人质不同。此刻，距离被绑架已经有三个月，他们被困在波哥大以北五百公里的地方。同时囚禁两个女人和四个男人带来了非常复杂的后勤和安全问题。在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的牢房里，看守们彻底缺乏宽容心。在帕丘·桑托斯的牢房里，跟他同属一代人的看守们和蔼可亲、不循规蹈矩。而在迪安娜小组的监狱里，一种临时感统治了一切，这让被绑架者和绑架者都处于警觉和不确定的状态之中，不稳定感毒害了一切，使得所有人都更加紧张了。

迪安娜小组还因其囚禁地点游移不定而与众不同。在长期的囚禁中，人质们在麦德林市内和附近地区被无故转移了至少二十次，被转移到不同风格、不同类别和不同条件的房子里。他们能进行这样的转移，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绑架者与波哥大的不同，他们在自己的环境中行动，能够完全控制环境，并和上级保持直接的联系。

这批人质只有两次被关在同一所房子里，而且每次只持续几个小时。刚开始，他们被分成两组：理查德、奥兰多和埃罗·布斯在一所房子里，迪安娜、阿苏塞娜和胡安·维塔在附近的另一所房子里。有几次转移非常匆忙，而且毫无预兆。由于警察的突袭，他们随时都得马上收拾东西，而且几乎总是徒步攀爬陡坡，还总是在没完没了的暴雨中把水坑踩得哗哗直响。迪安娜是一个坚强、勇敢的女人，但是囚徒生活中的冷酷与羞辱恶劣至极，大大超出了她身心忍耐的限度。有几次转移的方式让人难以置信：他们穿过麦德林的街道，搭乘普通的出租车，躲过街上的岗哨和巡警。最开始的几周，没有人知道他们被绑架了，这对于他们所有人来说都是最残酷的事实。他们看电视、听广播、阅读报纸，但在九月十四日之前都没有任何一条报道他们失踪的新闻。直到有一天，新闻栏目《氪》报道说迪安娜小组并没有对游击队进行采访，而是被“可被引渡者”绑架了，但没有提及消息来源。又过了好几周，“可被引渡者”才正式承认绑架行为。

看守迪安娜小组的负责人是一个聪明、不拘小节的帕伊萨人，别人叫他堂帕丘，不提姓也不提其他称呼。他大概三十岁，但外表有着长者的祥和。只要他一到，马上就能解决日常生活中既留的问题，还能给未来播撒希望。他给人质们带去礼物，书、糖果、音乐磁带，还告诉他们目前的战况和国家的现状。

然而，他只会偶尔出现，而且糟糕地分派了他的权力。看守们和信使们非常混乱，他们从不蒙面，用漫画里的绰号称呼彼此，在每一处关押地都给人质们带去至少能安慰他们的口信或是字条。从第一周开始，绑架者们给小组成员买了规定的汗衫、洗漱用品、化妆品和本地的报纸。迪安娜和阿苏塞娜与他们玩飞行棋，而且好几次帮助他们列物品清单。一位看守说的一句话让阿苏塞娜十分惊讶，她把这句话记在了笔记上：“你们不用担心钱，最不差的就是钱。”刚开始，看守们的生活十分混乱，听音乐的时候把音量调到最高，还不按时吃饭，经常穿着短裤在屋里走来走去。但是迪安娜承担起了领导的职责，让一切变得井井有条。她强烈要求他们穿上体面的衣服，调低搅乱她们睡眠的音乐的音量，并让一个试图睡在她床边那张床垫上的人离开房间。

阿苏塞娜二十八岁，文静而浪漫。在跟丈夫一起生活了四年之后，她就无法离开他了。她经受着幻想中的嫉妒的折磨，尽管知道他永远不会回信，但她还是给他写情书。从被绑架的第一个星期开始，她每天都记笔记，而且更新得非常及时，以便将来把它们写进书里。她在迪安娜的新闻栏目工作了好几年，和迪安娜的关系没有超出工作的范畴。但是，在不幸面前，她们惺惺相惜。她们一起读报，交谈到黎明，试着一直睡到午饭时间。迪安娜说话的时候总是咄咄逼人，但阿苏塞娜从她身上学到了关于生活的知识，这是在学校里学不到的。

在小组成员的记忆中，迪安娜是一个聪明、快乐、有活力的伙伴，还是一个对政治很敏感的分析员。沮丧的时候，她对他们表达了愧疚之情，因为是她使他们被卷入了一场前途未卜的冒险。“我不在乎我会怎么样，”她告诉他们，“但是如果你们出了什么事，我永远都不能平静地生活。”她和胡安·维塔有着长久的友谊，十分担心他糟糕的身体状况。他是用最充分的理由、最坚决的态度反对此次采访的人之一。他曾因为严重的心梗住院，一出院就陪着她踏上行程。迪安娜没有忘记这些。绑架案发生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她哭着走进他的房间，问他是否因为她之前没有理会他的建议而恨她。胡安·维塔非常坦率地回答：是的。当得知落入了“可被引渡者”手中的时候，他发自内心地恨她，但是最后，就像接受难以避免的命运一样，他接受了被绑架的事实。最初几天的恨意也变成了愧疚，因为他没能说服她。

在附近的一所房子里，埃罗·布斯、理查德·贝塞拉和奥兰多·阿塞维多暂时没有那么多感到惊恐的理由。他们在柜子里找到了数量惊人的男装，都没拆封，还带着欧洲大牌的标签。看守们告诉他们，巴勃罗·埃斯科瓦尔在多处安全屋里放着应急的衣物。“好好享受，小伙子们，想要什么就提。”他们开玩笑说，“因为交通问题，会有些延迟，但是我们可以在十二个小时内满足一切要求。”起初，大量的食物和饮料是用骡子运来的，这像是疯子才会做的事。埃罗·布斯告诉他们，没有一个德国人离得开啤酒。于是在下一次出行归来后，他们给他带了三箱啤酒。“氛围很轻松。”埃罗·布斯用他完美的西班牙语讲述道。那几天，他说服了一个看守，让他给三个被绑架者拍张照片，当时三人正在削土豆皮准备午饭。后来，在另一所房子里，拍照被禁止了，但他成功地把一台自动照相机藏在了衣柜上面，并用这台相机制作了一套关于胡安·维塔和他自己的彩色幻灯片。

他们打牌、玩多米诺骨牌、下棋，但是人质们在看守们疯狂的赌注和魔术般的作弊伎俩面前毫无招架之力。大家都是年轻人，最小的可能才十五岁。他在一场每杀死一个警察能拿到两百万比索的比赛中崭露头角，还获得了奖品，对此感到非常自豪。他们完全不在乎钱，理查德·贝塞拉一开始就卖给了他们几副太阳镜和一件摄影师用的外套，卖的价钱够他买五件新的。

在寒冷的夜晚，看守们会不时地抽大麻、把玩武器，有两次还走了火。其中一颗子弹穿过厕所的门，打伤了另一名看守的膝盖。他们通过广播听见教皇若望·保禄二世为了解救绑架受害者而发出的号召，其中一个看守大喊道：

“这个婊子养的为什么非得掺和这件事？”

因为这句脏话，他的同伴愤怒地跳了起来，人质们不得不从中调停，以免他们爆发枪战。除了这次之外，埃罗·布斯和理查德都不怎么在意这些事，因为看守们并非凶狠歹毒之人。至于奥兰多，他认为自己是组里多余的人，理所应当会出现在死刑名单的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