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1/2）

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被绑架一个月后，荒谬的关押制度已经出现了裂痕。她们起身时不再请求许可，可以自己倒咖啡、更换电视频道。在房间内说话还是得轻声细语，但是动作已经变得比较随意。玛露哈尽量当心，免得外面的人能听见她的咳嗽声，但她已经不需要蒙进枕头里咳嗽了。午饭和晚饭依然与原来一样，有同样的菜豆、同样的兵豆、同样干瘦的肉，还有一份普通的速食汤。

看守们经常互相讨论，除了窃窃私语之外，对她们也没有其他的防备。他们互相交流血腥的新闻，谈论他们在麦德林的夜晚因为猎杀警察赢了多少钱，讲述他们充满男子气概的英雄壮举和风流故事。玛露哈已经说服他们，如果发生武装营救，更实际的做法是保护她们，这样至少能够保证体面的待遇和宽容的审判。起初，他们看起来无动于衷，因为他们是无可救药的宿命论者，但感化策略使得他们在睡觉的时候没有继续把武器对准囚徒们，而是用毛巾卷起来，藏到电视机后面。相互的依赖和相同的遭遇最终为囚犯和看守之间的关系增添了几丝人性的光辉。

玛露哈由于她的性格因素无法隐忍任何让她痛苦的东西。她向脾气暴躁的看守们发泄不满。她带着令人不寒而栗的决心面对他们：“杀了我吧。”她偶尔向玛丽娜发泄，玛丽娜和看守们在一起时的心满意足让她愤怒，她的末日幻想让她失去理智。有时，玛丽娜会抬起头，无缘无故做出让人气馁的评论或是邪恶的预言。

“在这个院子后面有一间作坊，停着杀手们的汽车。”她有一次说，“所有的杀手都在那里，早晚都拿着猎枪，准备来杀我们。”

然而，最严重的一次争吵发生在一个下午，玛丽娜习惯性地发表对记者的侮辱性言论，因为一档关于被绑架者的电视节目没有提到她。

“所有记者都是婊子养的。”她说。

玛露哈走到她面前。

“这可不对，”她愤怒地驳斥玛丽娜，“请您放尊重点。”

玛丽娜没有反驳。后来，她冷静了一会儿，向玛露哈道歉。事实上，玛丽娜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她六十四岁，曾经是一个出众的美人，有一双又大又黑的漂亮眼睛和一头银发，尽管头发有些杂乱，但依然保持着光泽。她瘦得只剩皮包骨。贝阿特利丝和玛露哈到来的时候，她几乎有两个月的时间没有与看守之外的人交谈过了，她需要时间和精力来接受她们。恐惧对她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她瘦了二十公斤，精神低落至尘埃里，成了一个幽灵。

她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嫁给了一名脊骨神经医学家，他在体育界也有着良好的声誉，身材魁梧，有着一副好心肠。他全心全意地爱她，他们生了四个女儿和三个儿子。她掌控着自家和其他几家亲戚的一切，因为她认为自己有义务承担一个人数众多的安蒂奥基亚家族的一切事务。她就像所有人的第二个母亲，因为她的权威，也因为她的操劳。除此之外，她还关心任何一个叩开她心门的外人。

她卖汽车，也卖保险，并非是出于需要，而是由于她桀骜不驯的独立意识。而且，她似乎有能力卖出一切她想卖出去的东西，只是因为她想挣钱自己花。然而，熟悉她的人会感到痛心，一个天生具有诸多美德的女人却置身于悲惨的命运之中。她的丈夫接受了将近二十年的精神治疗，生活无法自理，两个兄弟在一场可怕的交通事故中丧命，一个兄弟因为心梗而猝死，另一个兄弟在一场混乱的交通事故中被红绿灯的灯杆压死，还有一个喜欢四处旅行的兄弟永远地失踪了。

她被绑架的处境是无解的。她也同意那种已经被普遍认可的想法，他们绑架她只是为了得到一名有分量的人质，他们可以杀了她，又不至于因此让投降谈判落空。但是，她被囚禁了六十天的事实让她觉得，刽子手们发现，用她的生命换取某种好处几乎不太可能。

然而引人注目的是，尽管处在最糟糕的日子里，她依然花上数个小时认真仔细地打理手指甲和脚指甲。她把指甲挫平、磨光，用自然色的指甲油把指甲刷得闪闪发亮，这让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加年轻。她还很细心地修剪眉毛和腿毛。克服了最初的困难之后，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就开始帮助她。她们学会了如何与她相处。贝阿特利丝和她不停地聊天，谈论喜爱和憎恶的人，没完没了的低语声甚至把看守们给激怒了。而玛露哈试着安慰她。她们俩都觉得非常难过，因为她们是除了看守之外，唯一知道玛丽娜还活着的人，但她们不能告诉任何人。

蒙面首领的意外回归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宽慰之一，他在第一天就曾经拜访过她们。他回来的时候很开心，带来了她们十二月九号之前会被释放的消息，那是制宪议会选举的日子。这条新闻对玛露哈来说意义非常特殊，因为那一天是她的生日。和她的家人一起过生日的想法提前使她喜悦万分。然而，那是个转瞬即逝的美梦：一周后，那位首领告诉她们，她们不会于十二月九日被释放，而且绑架时间还会变得更长：圣诞节和新年时都不可能被释放。这对她们俩都是沉重的打击。玛露哈饱受初期静脉炎的困扰，炎症引发了剧烈的腿痛。贝阿特利丝觉得呼吸困难，胃部溃疡还出血。一天晚上，她被疼痛折磨得失去了理智，她恳求“大灯”，让他破例准许她在那时候上厕所。他考虑很久之后同意了，同时警告她，自己冒了很大的风险。但是没有用。贝阿特利丝继续发出伤犬一般的哭声，她觉得自己快死了。最后连“大灯”都可怜她，到“管家”那儿给她拿了一剂丁溴东莨菪碱。

尽管她们一直以来都在努力，但是仍没能获得任何关于她们所在位置的可信依据。看守们害怕邻居们听见他们的声音，她们由此以及从外面传来的声音猜测，那里是一个居民区。那只不分昼夜随时打鸣的发疯的公鸡可能印证了这一点，因为被关在高楼上的公鸡通常不再能感知时间。她们经常听见在很近的地方，有不同的声音叫唤着同一个名字：“拉法埃尔。”短途飞机飞得很低，直升机依然离得非常近，以至于她们觉得它就在房子上方。玛丽娜坚信着一个永远无法证实的猜测，她觉得那是巡视绑架案进程的高级军官。对于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而言，这是她的另一个幻想。但是，每次直升机来到的时候，关押生活的军事化规定就会重新变得严格起来：像军营一样有序的房子，里面上了插销、外面上了锁的门，低声讲话，随时待命的武器以及没那么糟的食物。

十二月初，看守人员由一开始就和她们在一起的四个人换成了另外四人。他们之中，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怪人，看起来就像是从恐怖电影里走出来的人物。他们管他叫“猩猩”，他也确实像猩猩：身材巨大，像角斗士一般强壮，肤色很深，毛发浓密卷曲。他的声音太过洪亮，无法低声说话，而且也没有人敢要求他那么做。很明显，所有人见到他都觉得低他一等。其他看守都穿短裤，但他穿着健美裤。他戴着遮住脸孔的防寒帽，穿着完美显示身材的紧身衣，脖子上戴着一块圣子像章，手臂非常漂亮，手腕上戴着能带来好运的巴西手环。他的手很大，命运线在苍白的手掌上尤为明显，像是被火烙上去的。房间几乎装不下他。他每次挪动身体都会让周围一片狼藉。人质们已经学会了如何对付之前的看守，对于她们来说，这是一次糟糕的换岗。特别是对贝阿特利丝来说，因为她一开始就让他看不顺眼。

在那些日子里，看守和人质们都感到百无聊赖。作为圣诞节欢庆氛围的前奏，房子的主人和教区神甫举行了九日祭。那位神甫是他们的朋友，他或许是无辜的，或许是同谋。他们做祷告，合唱圣诞歌，给孩子们分发糖果，用苹果酒碰杯。苹果酒是家里的正式饮品。最后，他们洒圣水给房子驱邪。他们需要大量的圣水，甚至动用了油桶来搬运。神甫走了以后，女主人走进屋里，在电视机、床垫和墙上洒圣水。三名人质非常惊讶，不知所措。“这是圣水，”女人一边洒水一边说，“它能让我们平安。”看守们划着十字，双膝跪地，用天使般的热忱接受圣水的洗礼。

这种对祷告和节庆的兴致是安蒂奥基亚人特有的，整个十二月都没有减退。玛露哈已经做了准备，以免看守们得知九号是她的生日：她已是一个五十三岁的灵魂。贝阿特利丝保证过，她会保守秘密，但是看守们通过一档玛露哈的孩子们在她生日前夕献给她的特别电视节目得知了这个消息。

看守们觉得他们以某种方式参与了那档节目，他们毫不掩饰激动之情。“玛露哈女士，”一位看守说，“比亚米萨尔医生年纪很大吧？身体好吗？他爱您吗？”他们期待玛露哈会向他们介绍她的某个女儿，想要跟她们约会。无论如何，在监牢里看那档节目就像是死去之后从另一个世界观看无法参与其中的生活，活着的人对此却一无所知。第二天上午十一点，“管家”和他的妻子毫无预兆地走进房间，带着一瓶克里奥约香槟酒，给每个人拿了一个杯子，还端着一个仿佛涂满了牙膏的蛋糕。他们祝福玛露哈时，情感非常强烈。她们和看守们一起合唱“生日快乐” [1] 。所有人都吃了蛋糕，喝了酒，而玛露哈陷入了复杂的情感斗争之中。

十一月二十六日，胡安·维塔醒来时得知，由于他糟糕的身体状况，他即将被释放。恐惧让他动弹不得。就在那几天，他觉得自己前所未有地健康。他觉得，那则通知是向舆论交出第一具尸体的幌子。因此，在看守通知他为自由做好准备之后的两个小时中，他遭受了恐惧的折磨。“我本来更愿意自己了结，”他说，“但如果这是我的命运，我只能接受它。”他们命令他刮胡子，穿上干净的衣服。他这么做时，确信他是在为自己的葬礼穿衣打扮。他们给他指示，告诉他获得自由之后的做法，特别是迷惑记者提问的方法，这样警方就无法推测出用以辅助营救行动的蛛丝马迹。正午后不久，他们坐上车，在麦德林错综复杂的街区兜了几个圈子，然后在一个街角突然把他放下了。

释放胡安·维塔之后，他们又把埃罗·布斯单独换到了一个不错的街区，对面是一所为富豪小姐们设立的有氧体操学校。房子的主人是一个热爱聚会、挥金如土的穆拉托人。他的妻子大概三十五岁，怀有七个月的身孕，她从早餐开始就佩戴着极其惹眼的昂贵珠宝。他们有一个年幼的儿子，和他的祖母在另一所房子里生活，他堆满了各种机械玩具的卧室被埃罗·布斯占了。鉴于自己是被安置在家庭中，埃罗·布斯做好了被长期关押的准备。

房子的主人大概像玛琳·黛德丽 [2] 电影里的人们一样，和这个德国人度过了美好的时光。埃罗·布斯两米高，一米宽，是个五十岁的青少年。他的幽默感可以经受住债主考验，他的西班牙语像是在妻子卡门·圣地亚哥的加勒比风格中煎了一小会儿。作为德国报刊和广播电台在拉丁美洲的通信员，他曾经冒过巨大的风险，甚至在军事体制下的智利度过一个不眠之夜，担忧着自己黎明时就会被枪决。因此，他已经习惯了身处各种困境，甚至在被绑架时还可以享受当地的风俗。

在这所房子里，风险并没有减小，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使者带着装满钞票的口袋前来，然而他们总是过得很拮据。因为房子的主人们很快就把所有钱都花在聚会和零食上，有时候，他们连吃饭的钱都没有。每逢周末，他们都为兄弟、堂表亲和亲密的朋友们准备聚会和丰盛的食物。孩子们满房子乱跑。第一天，他们认出了这个经常在电视里看见的德国巨人，非常激动，像对待电视剧演员一样对待他。不少于三十个与绑架案无关的人向不戴面具的他索要照片和签名，和他吃饭，甚至和他跳舞。在那座疯子们的房子里，他一直住到囚禁生活结束。

高筑的债台最终逼疯了主人们。为了养活被绑架者，他们不得不典当电视机、贝塔录像机、唱片机以及随便什么东西。女人脖子、手臂和耳朵上的珠宝逐渐消失，直到一件不剩。一天清晨，男人把埃罗·布斯叫醒，向他借钱，他妻子将要分娩，已经开始阵痛，他却发现他没有一分钱可以付给医院。埃罗·布斯把他最后的五万比索借给了他。

十二月十一日，在胡安·维塔被释放十五天之后，埃罗·布斯也被释放了。为此，房子的主人给他买了一双穿不了的鞋子，他的鞋码是四十六号，他们找了很久，找到的最大鞋码只有四十四号。他们给他买了一条裤子和一件上衣，买的尺码比他原来穿的小了两号，因为他瘦了十六公斤。他们把摄影设备和手提包还给了他，手提包的里衬中还藏着几本笔记。他们把分娩时花的五万比索和他之前借给他们的一万五千比索还给了他，这一万五千比索是用来还他们从市场里偷来的钱的。他们还给了他很多东西，但他唯一的要求是，请他们给他争取一次对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的采访。他没有得到答复。

那几位在最后几天里陪伴他的毒贩把他从家里拖了出来，塞进一辆私家车里。为了防止被跟踪，他们在麦德林最上等的街区里兜了许多圈子，然后把背着行李的他留在了距离《哥伦比亚人》日报半个街区之外的地方。他还带着一封声明，在声明中，“可被引渡者”认可了他为捍卫哥伦比亚和拉美各国的人权所做的斗争，并重申，只要他们及家人的安全有司法保障，他们会寻求投降政策的庇护。埃罗·布斯把相机递给了第一个从他身边经过的行人，请他给自己拍摄一张获得自由的照片。自始至终，他都是一名记者。

迪安娜和阿苏塞娜通过广播得知了这个消息，看守说，她们会是接下来获得自由的。但是他们说了太多次，她们都已经不相信了。她们俩都给自己的家人写了一封信，万一只有一个人获释，就让离开的那个人把信带出去。从那以后，对她们俩来说什么都没有发生，她们没有再得到任何消息，直到两天之后，也就是十二月十三日清晨，迪安娜被房子里的窃窃私语和奇怪的动静吵醒。她们会被释放的预感让她从床上跳了起来。她通知了阿苏塞娜。没有人告诉她们任何消息，而她们已经开始收拾行李。

迪安娜和阿苏塞娜都在日记里记录了那个戏剧性的时刻。一名守卫突然通知阿苏塞娜，让她准备离开。只有她。当时，迪安娜正在冲澡。在不久之后出版的书里，阿苏塞娜用简单得惊人的笔触重现了那个时刻。

“我回到房间，回家穿的衣服已经在椅子上放好。穿衣服的时候，迪安娜女士还在洗澡。她出来的时候看见了我，她便站住看着我，对我说：

“‘我们要走了吗，阿苏？’

“她的眼睛闪闪发光，急切地等待着答复。我什么都不能告诉她。我低下头，深呼吸，告诉她：

“‘不。我一个人走。’

“‘我很高兴，’迪安娜说，‘我知道会是这样的。’”

迪安娜在她的日记中写道：“我感到心里一阵刺痛，但是我告诉她，我为她感到高兴，让她安心离开。”她把写给妮迪娅的信交给阿苏塞娜。她及时写了这封信，以防他们不放她走。在这封信里，她请求妮迪娅和自己的孩子们一起过圣诞节。阿苏塞娜哭了，迪安娜拥抱她，让她平静下来，接着陪她上车，在那里，她们又一次相互拥抱。阿苏塞娜转身透过玻璃看迪安娜，迪安娜在挥手道别。

他们把阿苏塞娜送到麦德林机场，让她飞回波哥大。一个小时之后，她在车里听见电台记者问她的丈夫，当听到释放新闻的时候，他在做什么。他实话实说：

“我在给阿苏塞娜写诗。”

就这样，十二月十六日，他们实现了心愿，一起庆祝了结婚四周年纪念日。

理查德和奥兰多已经厌倦了在臭气熏天的牢房地板上睡觉，他们说服看守，给他们换了一个房间。他们被换到了那个被铐的穆拉托人先前住的房间，此前已经很久都没有听说关于他的消息了。他们惊恐地发现，床垫上有大量新鲜的血迹，很可能是缓慢的折磨或是突然的刺伤造成的。

他们通过电视和广播得知了释放行动。看守说，他们会是接下来被释放的。十二月十七日一大早，一位被叫作“长者”的首领（实际上就是负责迪安娜的“堂帕丘”）没有敲门就走进了奥兰多的房间。

“您把自己收拾得体面点儿，因为您要走了。”他告诉他。

他勉强能刮完胡子、穿好衣服，还没来得及通知在同一所房子里的理查德。他们给了他一封写给媒体的通告信，给他戴上了一副度数很高的眼镜。“长者”独自一人带着他在麦德林的数个街区里仪式性地兜了几个圈子，之后给了他五千比索的打车钱，把他留在一个他不认识的街心花园，因为他对这座城市毫不熟悉。那是一个凉爽干净的星期一，时间是上午九点。奥兰多无法相信这一切。甚至在当时，向载有乘客的出租车做着无用的手势时，他仍确信，对于绑架他的人来说，杀死他比冒险给他活路要容易得多。他一找到电话便马上打给妻子。

莉莉安娜正在给孩子洗澡，满手泡沫地跑去接电话。她听见了一个陌生而冷静的声音：

“瘦妞，是我。”

她以为有人想开她玩笑，马上就要挂断电话了。当她认出那个声音的时候，她大叫起来，“啊，我的上帝！”奥兰多非常匆忙，他只告诉她自己还在麦德林，当天下午会到达波哥大。在那一天剩下的时间里，莉莉安娜没有得到片刻的安宁，她为自己没有听出丈夫的声音而感到忧心忡忡。胡安·维塔被释放的时候曾经告诉过她，奥兰多被监禁生活改变了很多，得费些功夫才能认出他。但是，她从来没想过，他连声音都变了。当天下午，她在机场受到了更大的震撼，她穿过一群记者，却无法认出那个亲吻她的男人。那正是度过四个月囚禁生活的奥兰多，他很胖，脸色苍白，蓄着黝黑扎人的胡子。他们两人都已经决定，一重聚就要第二个孩子。“但是，人太多了，那天晚上我们没做成，”莉莉安娜笑弯了腰，“第二天因为惊吓也没做成。”但是，他们很好地弥补了失去的时间：九个月零一天之后，他们生下了一个男孩；再过一年，又生下了一对双胞胎。

释放人质的风波（对于其他人质和他们的家人来说是一阵乐观的微风拂过）让帕丘·桑托斯相信，没有任何合理的迹象表明事情在往对他有利的方向发展。他觉得，巴勃罗·埃斯科瓦尔只是清除了小牌，以便在制宪议会上施加压力，获得赦免和不被引渡的权利。他留下了三张“a”：前总统的女儿、国内最重要的报纸的总编辑之子和路易斯·卡洛斯·加兰的妻妹。虽然玛露哈不愿用粗浅的解读来让自己不失望，但是贝阿特利丝和玛丽娜感受到了重生的希望。玛露哈情绪低迷，圣诞节的临近让她更加萎靡不振，她讨厌强制性的节日，从来不做圣诞马槽和圣诞树，不发礼物和卡片。没有什么比平安夜凄惨的聚会更让她感到压抑，大家在这些聚会上因为悲伤而歌唱，或是因为快乐而哭泣。“管家”和他的妻子准备了一顿令人作呕的晚餐。贝阿特利丝和玛丽娜努力参加了，但是玛露哈吃了两片药效强劲的巴比妥 [3] ，醒来时并没有感到内疚。

接下来的星期三，阿莱桑德娜的周播节目献给了妮迪娅家的圣诞夜，图尔巴伊全家都聚集在前总统身边；还有贝阿特利丝、玛露哈和阿尔贝托·比亚米萨尔的家人。孩子们出现在特写镜头中：迪安娜的两个孩子，玛露哈的外孙，也就是阿莱桑德娜的儿子。玛露哈激动地流下了眼泪，因为她上一次见到他时，他还在牙牙学语，现在他已经会说话了。最后，比亚米萨尔用他抑扬顿挫的嗓音详细地讲述了他们行动的经过以及进展。玛露哈用一句精准的话给那次节目作了概括：“美好而可敬。”

比亚米萨尔的信息让玛丽娜·蒙托亚打起了精神。她很快变得宽厚仁慈，表现出她的好心肠来。凭借着不为人知的政治敏感度，她开始兴致盎然地收听、解读新闻。对法令的分析让她得出了一个结论——她们被释放的可能性前所未有地大。她的身体开始好转，她甚至开始藐视囚禁规则，用自然、美妙、银铃般的嗓音说话。

十二月三十一日是她重要的一晚。妲玛莉丝送早饭的时候带来了一个消息：他们将举办一次像模像样的聚会来庆祝新年，到时会有克里奥约香槟和猪肘。玛露哈想，那将是她人生中最悲伤的夜晚，她第一次在那一晚远离家人。她陷入了抑郁之中，贝阿特利丝也被击垮了。她们俩都没有心情参加聚会。玛丽娜正好相反，她兴高采烈地接受了这个消息，毫不吝惜地列举让她们高兴起来的理由。她甚至还鼓舞看守们。

“我们得讲点理，”她对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说，“他们也远离家人，我们该做的是让他们尽可能高高兴兴地过年。”

在玛丽娜被绑架的那个晚上，看守们给了她三件睡衣，但是她只穿过一件，把另外两件放进她的私人口袋里保存了起来。之后，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被带来了，她们三个把运动服用作监狱制服穿，每十五天清洗一次。

在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玛丽娜变得更加兴奋之前，没有人记得这些衣服。“我有个想法，”她说，“我这儿有三件睡衣，我们把这三件睡衣穿上，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一切顺利。”接着她问玛露哈：

“亲爱的，你想要什么颜色的？”

玛露哈说，她无所谓。玛丽娜觉得绿色更适合她，又把粉色的给了贝阿特利丝，给自己留了一件白色的。然后，她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化妆盒，提议给彼此化妆。“今晚让我们都漂漂亮亮的。”她说。玛露哈已经受够了在穿着上的装扮，便暴躁地拒绝了。

“我都到了穿睡衣的境地了，”玛露哈说，“到这步田地了，还在这儿化得像个疯女人？不，玛丽娜，这可不行。”

玛丽娜耸了耸肩。

“那我化了。”

由于没有镜子，玛丽娜把化妆品递给了贝阿特利丝，坐在床上，让贝阿特利丝给她化妆。贝阿特利丝在床头灯的灯光下，化得完整、雅致：掩盖了苍白皮肤的胭脂、热烈的嘴唇、眼影。那个曾因个人魅力和美貌而名声斐然的女人竟依然如此美丽，她们俩都惊叹万分。贝阿特利丝对自己的马尾辫和学生气质感到非常满意。

那天晚上，玛丽娜展现了她作为安蒂奥基亚人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看守们效仿她，每个人都用上帝赋予的嗓音说想说的话。“管家”例外，他在放纵的酒宴中依然低声细语。“大灯”借酒壮胆，送给贝阿特利丝一瓶男士香水。“让你们在被放出去的那天，能在无数拥抱你们的手臂里散发香气。”他告诉她们。粗鲁的“管家”没有忽略这件事，他说那是一份来自压抑之爱的礼物。这使得贝阿特利丝的诸多恐惧中又多了一样。

除了被绑架者之外，“管家”、他的妻子和四个轮班看守也在。贝阿特利丝如鲠在喉。玛露哈非常想家，而且觉得很羞愧。但是，她也无法掩饰自己对玛丽娜的敬佩之情：玛丽娜穿着白衣服，满头银发，声音动听，因为妆容而显得光彩照人、青春洋溢，快乐得令人难以置信，但她还是成功地让别人信服了。

她和看守们开玩笑，让他们摘了面具喝酒。有时候，他们热得受不了，于是要求人质们背过身去，让他们摘下面具透透气。十二点整，消防车的鸣笛声和教堂的钟声一齐响起，所有人都挤在房间里，他们坐在床上、床垫上，在锻炉间般的热气里大汗淋漓。电视里响起了国歌。玛露哈站了起来，命令所有人起立和她一起唱国歌。最后，她举起苹果酒，为哥伦比亚的和平干杯。半个小时之后，酒喝完了，聚会也结束了，盘子里只剩一块猪腿骨和吃剩的土豆沙拉。

换岗让人质们松了一口气，因为换回了她们被绑架那晚的同一批看守，她们已经知道如何应对他们了。玛露哈尤其觉得放松，她的身体正在低落的情绪中每况愈下。起初，恐惧使她全身疼痛，因为她被迫保持着不自然的姿势。后来，由于看守们施加的不人道的压力，疼痛变得更加明显了。十二月初，由于不听话，她被罚一整天不能上厕所。等到能去的时候，她什么都排不出来。那是顽固性膀胱炎早期症状。从那开始，一直到囚禁结束，她都受着出血症的折磨。

玛丽娜跟丈夫学过运动按摩，她用她微弱的力量坚持帮玛露哈复原。她依然保留着新年的好心情，依然乐观，讲述着趣闻轶事：她在生活。她的名字和照片出现在支持被绑架者的电视运动中，这给了她希望和快乐。她再次感受到了曾经的自己，存在过的自己，身处此地的自己。她总是出现在电视运动的第一阶段，直到有一天，她没有缘由地不再出现了。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都不敢告诉她，她被从名单里划去可能是因为没有人相信她还活着。

对于贝阿特利丝来说，十二月三十一日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她曾经把这一天定为获得自由的最后期限。失望击垮了她，连她的狱友们都不知道该拿她怎么办。有一段时间，玛露哈没法正视她，因为她失去了控制，号啕大哭。她们甚至在一个不比卫生间大多少的房间里忽略彼此的存在。情况变得难以为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