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1/2）

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还没有得知玛丽娜和迪安娜的死讯。她们既没有电视机，也没有收音机，除了绑匪提供的消息之外没有别的信息，不可能猜出真相。看守们自相矛盾的说法使得玛丽娜被带去某个农庄的说法站不住脚，因此任意一种猜测都会陷入同样的绝境：她要么自由了，要么死了。也就是说：过去她们是唯一知道她还活着的人，现在她们是唯一不知道她已经死去的人。

由于不确定他们对玛丽娜所做的事情，唯一的床变成了一个幽灵。她被带走半个小时之后，“和尚”就回来了。他像影子一样走进来，蜷缩在角落里。贝阿特利丝直截了当地问他：

“你们对玛丽娜做了什么？”

“和尚”告诉她，当他和她一起出去的时候，两个没有进屋的新首领已经在车库里等他了。他问他们要把她带去哪里，其中一人生气地说：“婊子养的，不许提问。”后来，他们命令他回到房子里，让另一个值班看守巴拉巴斯看管玛丽娜。

这个说法听来非常可信。如果“和尚”参与了犯罪，他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来回，而且他也不忍心杀死一个衰微的女人，他看起来像爱自己的奶奶一样爱她，而她也像宠爱孙子一样爱他。相反，巴拉巴斯是出名的嗜血狂人，他冷酷无情，而且对自己犯下的罪行感到非常得意。疑惑在清晨时变得更加让人不安，当时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被仿佛是受伤动物的哭声吵醒，那是“和尚”的抽泣声。他不想吃早饭，好几次都感叹：“他们把奶奶带走是多么让人心痛啊！”然而，他从来没有让人觉得她已经死了。“管家”固执地拒绝把电视机和收音机还给她们，这也更让她们怀疑玛丽娜被杀了。

离家几天后，妲玛莉丝心事重重地回来了，这种情绪使困惑的气氛更加复杂。在清晨的某次散步中，玛露哈问她去了哪里，她回答的语气仿佛是在说真话：“我在照顾玛丽娜女士。”她没有给玛露哈思考的时间，又补充说：“她一直记得你们，经常询问你们的情况。”紧接着，她用更加随意的语气说，因为巴拉巴斯负责玛丽娜的安全，所以还没有回来。从那时起，妲玛莉丝每次因为某种理由上街都会带回消息，这些消息越是热情洋溢越显得不可信。所有的信息都有个仪式性的结尾格式：

“玛丽娜女士好极了。”

跟“和尚”或是任何一名看守相比，玛露哈没有理由更相信妲玛莉丝，但是，在一切事情看起来都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下，她也没有理由相信他们。如果玛丽娜真的活着，他们没有理由不让人质们接收新闻和娱乐消息，仅有的可能是为了向她们隐瞒其他更糟糕的事实。

对于玛露哈不服管束的想象力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合情理的。此前，她一直向贝阿特利丝隐瞒自己的不安，害怕她无法承受真相。而贝阿特利丝远离了所有的污染。从一开始，她就拒绝任何关于玛丽娜已经死去的怀疑。她的梦境帮助了她，她梦见她的哥哥阿尔贝托，就像他真的来到她身边一样，向她及时汇报了他们的行动，说一切进行得很顺利，她们离获救就差一点了。她梦见父亲安慰她说，她忘在手提包里的信用卡很安全。这些景象是如此生动，以至于她无法将这些回忆同现实区分开来。

那几天，一个叫霍纳斯的十七岁男孩即将结束对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的监管。他从早上七点就开始用一台音质浑浊的录音机听音乐。他用震耳欲聋的音量重复播放他最喜欢的音乐，一直放到录音机没电。同时，他合着副歌大声喝道：“生活啊，你这个婊子养的混账东西，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掺和进来。”在安静的时候，他会跟贝阿特利丝谈起自己的家人。但是每次走到深渊边缘，他只会发出高深莫测的叹息：“如果你们知道我爸爸是谁就好了！”他从来没有说过他父亲是谁，而看守们的种种谜题让房间的氛围变得更加古怪了。

“管家”负责众人的饮食起居，他大概是向他的首领们汇报了笼罩房间的不安状态，因为那几天，来了两名前来调解矛盾的首领。他们又一次拒绝归还收音机和电视机，但是试图改善她们的日常生活条件。他们承诺可以带书来，但是数量很少，其中有一本科林·特亚多的小说。她们拿到了几本娱乐杂志，但是没有一本是时新的。他们在之前装蓝灯泡的位置换上了一个大灯泡，并下令在早晨七点和晚上七点各开一个小时，让她们可以阅读。但贝阿特利丝和玛露哈已经习惯了黑暗，无法忍受强光。此外，灯光让房间变得闷热，甚至让空气变得令人窒息。

玛露哈失去了希望，任凭怠惰支配她的行为。她从早到晚都在床垫上装睡，脸朝墙壁，尽量不说话，饭也几乎不吃。贝阿特利丝占着空床，在杂志的填字游戏和谜语里寻找慰藉。事实是残酷而令人痛苦的：在这个房间里，四个人比五个人占的空间更小，少了逼仄感，也有了更多呼吸的空气。但这就是事实。

一月底，霍纳斯值班结束，向人质们告别时，透露了一条可靠的消息。“我想告诉你们一件事，但不准说出去这是谁说的。”他警告说。接着，他说出了那个侵蚀他内心的消息：

“迪安娜·图尔巴伊女士被杀了。”

这个打击把她们惊醒了。对玛露哈来说，那是囚禁生活中最糟糕的时刻。贝阿特利丝尽量不去想她认为无法避免的事：“如果他们杀死了迪安娜，下一个就是我。”总之，旧的一年过去了，她们没有被释放。从一月一日开始，她就告诉自己：“要么放了我，要么我就去死。”

一天，当玛露哈和一名看守玩多米诺骨牌的时候，“猩猩”用食指按压自己胸部不同的位置，说：“我觉得这儿特别难受，会是什么呢？”玛露哈停下了牌局，极其不屑地看着他说：“要么是胀气，要么是梗塞。”机关枪从他手里掉到了地上，他害怕地站了起来，五指张开放在胸前，大声地惨叫：

“我的心脏疼！他妈的！”

他突然头朝下倒在了早餐的餐具上。贝阿特利丝知道他讨厌她，但她有种救助他的职业冲动。此时，“管家”和他的妻子走了进来，被叫喊声和摔倒的动静吓坏了。另一个看守身材很小，虚弱无力，他想做点什么，但是机关枪让他行动不便，于是他把枪递给了贝阿特利丝。

“替我照看好玛露哈女士。”他对她说。

他、“管家”和妲玛莉丝三人合力都没有办法把摔倒的人扛起来。他们用尽力气抓住他，把他拖到客厅。贝阿特利丝拿着机关枪，而玛露哈错愕地看着另一个看守把枪扔在了地上。她们两个都因为同样的诱惑而颤抖着。玛露哈知道如何用左轮手枪射击，有一次别人还教过她怎么使用机关枪，但是一阵天赐的清醒阻止了她捡起那支枪的冲动。贝阿特利丝对军事操练很熟悉，她接受过五年每周两次的训练，当过少尉和中尉，并在军队医院中得到了荣誉上尉的军衔，她还曾学过炮击课程。然而，她也意识到她们全无胜算。她们俩用“猩猩”再也不会回来的想法互相安慰。确实，他没有再回来。

帕丘·桑托斯从电视里看到了迪安娜的葬礼和挖掘玛丽娜·蒙托亚尸体的场景，他意识到他唯一的选择是逃跑。当时，他已经大致猜想到他在哪里。利用看守们的对话内容和疏忽大意，以及作为记者的本领，他推断自己身处波哥大西部某个人口众多的大型街区，他所在的房子位于某个街角。他的房间是二楼的主卧，窗户外侧被木条封死了。他意识到那是一栋出租房，或许没有合法的合同，因为女房东每月初都会来收租金，她是唯一进出房子的局外人。在给她开门前，他们会把帕丘锁在床边，胁迫他不要发出任何声音，还会关掉收音机和电视机。

他已经推断出房间内被封死的窗户朝向花园前庭，房间在狭窄的走廊尽头，卫生间也在那里。他可以不受监视地穿过走廊随意使用卫生间，但他得提前要求他们给他解锁。卫生间唯一的通风设施是一扇可以看见天空的窗户。窗户非常高，很难够到，但是窗户的宽度足以让他从那里出去。当时，他不知道这扇窗户通向哪里。隔壁房间用红色金属分成了几个隔间，睡着不值班的看守。他们共有四个人，每隔六个小时就换两个人值班。虽然他们一直把武器带在身边，但平常看不见它们。只有一名看守在双人床边打地铺。

他推断附近有一家工厂，因为每天能听到数次工厂的汽笛声。通过每天的合唱声和课间的嘈杂声，他知道附近有一所学校。有一次，他点了一份比萨，五分钟内就送来了，还是热乎乎的。就这样，他发现比萨是在同一个街区里制作售卖的。可以确信，他们在街对面的一家大商店里买报纸，因为那里还卖《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晚上，面包店里刚刚烘焙好的面包会用香味将他唤醒。他向看守们提出狡猾的问题，得知了方圆一百米内有一家药店、一家汽修店、两家酒馆、一家小旅馆、一家修鞋铺和两个公交站。通过搜集到的各种零碎信息，他试图拼凑起逃亡路线。

一名看守告诉他，如果警察来了，根据命令，他们会提前进屋，直接给他三枪：一枪打在头上，一枪打在心脏，还有一枪打在肝上。从得知这件事开始，他准备了一个一升装的汽水瓶子，把它放在触手可及的地方，好像挥舞锤子一样挥舞它。那是唯一可用的武器。

国际象棋（一名看守凭借出众的天赋学会了下棋）给予他一种衡量时间的新方法。一名十月份值班的看守是电视剧方面的专家，他一开始的恶习是：从不考虑电视剧的质量而只是追剧。其中的秘诀就是不要过多地在意今天的剧情，而是学会想象第二天的剧情可能带来的惊喜。他们一起看阿莱桑德娜的节目，分享广播和电视新闻。

另一名看守在他被绑架的那天拿走了他口袋里的两万比索，但是作为补偿，他承诺带来他要求的一切东西。特别是书：几本米兰·昆德拉的书、《罪与罚》、桑坦德·德·皮拉尔·莫莱诺·德·安海尔将军的自传。他也许是他那一代哥伦比亚人中唯一听说过何塞·玛利亚·巴尔加斯·比拉的人了。何塞·玛利亚是二十世纪初在世界范围内最有名的哥伦比亚作家，帕丘极其热爱他的书，甚至到了一读就热泪盈眶的程度。他几乎读完了他所有的书，这些书是一名看守从他祖父的藏书中偷来的。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他还和另一位看守的母亲保持着有趣的通信，直到他的安全负责人明令禁止，这场通信才告一段落。每日的报纸补充了当日阅读量，他们会在下午给他带去平整的报纸。负责给他送报纸的看守强烈地仇视记者，尤其针对某个知名的电视主持人，当他出现在屏幕上的时候，看守就会用机关枪指着他。

“我负责免费搞定这一个。”他说。

帕丘从来没有见过首领们。他知道他们偶尔会来，但从来没有上楼到卧室来过。他们在“鞋匠”咖啡馆举行监督会议和工作会议。他反而和看守们建立起了一种特殊状态下的关系。他们有着掌控生死的权力，但他们一向承认他具有协商某些生活条件的权利。几乎每天，他都会赢得一些条件，或是输掉另一些条件。最后，他甚至赢得了睡觉时不被铐起来的条件，也通过玩莱米斯纸牌游戏赢得了他们的信任。这是个很简单的游戏，要凑三张数字一样的牌和十张顺子，而作弊非常容易。一名从未露面的首领每隔十五天会借给他们十万比索，他们会分掉这笔钱来玩牌，帕丘一直都输。六个月后他们才向他坦白，所有人都作弊了。他赢的那几次，是因为他们不想浇灭他的热情。这都是魔术师的手上把戏。

在新年到来之前，他的生活就是这样。自第一天起，他就预见到了囚禁生活将是漫长的，而他和看守们的关系让他觉得自己尚可以承受绑架的不幸，但是迪安娜和玛丽娜的死击溃了他的乐观态度。过去激励他的那些看守情绪低落地从街上回来。在等待制宪议会宣布引渡和赦免相关内容的时候，一切似乎都停滞了。因此，他相信逃亡是有可能实现的。但有一个条件：只有当他认为其他所有的道路都被堵死的时候，他才会尝试逃亡。

对于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来说，在十二月的幻想破灭之后，前景已经被堵死了。但是，一月底，又传出了即将释放两名人质的传言。这样，前景又被打开了一条缝。当时，她们不知道还剩下几名人质，也不知道有没有新的人质。玛露哈认定被释放的会是贝阿特利丝。二月二日晚上，她们在后院里散步的时候，妲玛莉丝告诉她们自己有同样的猜想。她深信不疑，甚至去市场上买了口红、胭脂、眼影和离开那天要用的其他化妆品。贝阿特利丝脱去了腿毛，免得在最后时刻没有时间。

然而，第二天拜访她们的两名首领没有给出谁会被释放的任何确切信息，事实上连是否会有人被释放都无法确定。很容易注意到他们的级别。他们跟以往的首领完全不同，而且比那些人更善于沟通。他们证实，“可被引渡者”的一封公告宣布将释放两名人质，但有可能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阻碍。这让囚犯们想起了会在十二月九日释放她们的承诺，那个诺言也没有兑现。

新来的首领们着手营造乐观的氛围。他们随时会无缘无故吵吵嚷嚷地进屋来。“进行得还算顺利。”他们说。他们带着孩童般的热情讲述当日的新闻，但是拒绝把电视机和收音机还给她们，被绑架者不能直接获悉这些新闻。一天晚上，一名首领出于恶意或是因为愚蠢，在同她们道别时说了一句话，背后的双重含义可把她们吓得要死：“放心，女士们，事情很快就结束了。”

之后便是紧张的四天。在这四天里，他们慢慢地给出了零散的新闻碎片。第三天他们说，将只会释放一名人质，可能是贝阿特利丝，因为他们要留下弗朗西斯科·桑托斯和玛露哈，好派更大的用场。对她们来说，最痛苦的事情是无法将这些新闻同外界的新闻做对比。特别是无法同阿尔贝托对证，他也许比那些首领更了解不确定因素背后的真实原因。

终于，二月七日，他们比往常来得更早，并揭晓了谜底：贝阿特利丝可以走了。玛露哈得再等一周。“还差一些小细节。”其中一个蒙面人说。贝阿特利丝对着筋疲力尽的首领们、“管家”和他的妻子，还有看守们唠叨了一阵。玛露哈没有理会，对丈夫无声的怨恨让她伤心，因为她奇怪地认为，她的丈夫更愿意救出妹妹而不是她。整个下午，她都是怨恨的囚徒。这幽怨好几天都没有褪去。

那天晚上，她教贝阿特利丝应该如何将绑架的细节告诉阿尔贝托·比亚米萨尔，以及为了大家的安全应该如何掌控这些细节。任何一个错误，无论看起来是多么无辜，都可能会要了人命。因此，贝阿特利丝应该向她哥哥简明、真实地讲述情况，不能轻描淡写也不能过分夸张，别让他毫无触动，也不必令他更加担心：只要说出残酷的真相。不该告诉他任何能判断出她们所在地点的信息。贝阿特利丝有些不满。

“您不相信我哥哥吗？”

“在这个世界上我最信任他，”玛露哈说，“但是这个承诺是我俩之间的，没有其他人。您要向我保证没有人会知道这些信息。”

她的恐惧是有道理的。她了解丈夫冲动的个性，为了他们俩和所有人着想，她想避免他试图凭借警力实施营救。她想让阿尔贝托咨询一下她在服用的心血管药物是否有副作用，这是给他的另一条口信。在那天晚上剩下的时间里，她们设计了一套在广播和电视中播送加密信息的实用系统。将来，如果书信往来被批准，也可以使用这个系统。然而，在灵魂深处，她在口述遗嘱：她的孩子们、她的古董和一些普通但值得特殊关注的物品该怎么处理。她情绪太过激动，以至于一名听见她说话的看守急忙告诉她：

“放心。您不会有什么事的。”

第二天，她们焦急地等待着，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她们在下午继续交谈。终于，晚上七点，房门突然被打开了，两名熟悉的首领和一名新首领走了进来，他们走到贝阿特利丝面前：

“我们是为您来的，准备一下。”

玛丽娜被带走的那个夜晚骇人地重演了，这把贝阿特利丝吓坏了：同一扇门被打开，同样一句可被解读为获得自由或走向死亡的话语，关于命运的同样谜题。她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对玛丽娜和她说：“我们为您而来。”而不是她渴望听到的：“我们会放了您。”她试图狡猾地引出答案，她问：

“你们会把我和玛丽娜一起放了吗？”

两个首领生气了。

“别提问题！”其中一个首领用粗暴的声音回答，“我怎么知道这种事！”

另一个首领更会说话，他最后说：

“这和另一件事没有关系。这是政治问题。”

贝阿特利丝渴望的词——释放——没有被说出来，但氛围是鼓舞人心的。首领们并不着急。妲玛莉丝穿着学生短裙，给他们带去了饯别用的葡萄酒和一磅蛋糕。他们谈论了囚犯们并不知道的当天新闻：实业家洛伦佐·金·玛苏埃拉和埃杜阿尔多·普亚纳在波哥大分别被绑架了，这似乎是“可被引渡者”的行为。但是，他们也告诉她们，在逃亡了许久之后，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热切地想要投降。据说，他甚至住在下水道里。他们承诺当晚把电视机和收音机带来，让玛露哈看见贝阿特利丝与家人团聚的场景。

玛露哈的分析似乎是有道理的。之前，她一直怀疑玛丽娜被处决了，那天晚上她才完全确定，因为这两次的仪式感完全不同。没有首领为了玛丽娜而提前几天来预热情绪。他们也没有去找她，而是派了两个恃强凌弱的无名小卒，没有任何批示，只用了五分钟就完成了任务。如果他们要杀死贝阿特利丝的话，他们用蛋糕和葡萄酒给她举办的饯行仪式就成了死亡仪式。玛丽娜被带走后，他们拿走了电视机和收音机，以免她们获悉行刑的消息；但现在，他们提出归还电视机和收音机，用好消息来缓解坏消息的伤害。因此，玛露哈直接得出了玛丽娜已经被处决、贝阿特利丝将获得自由的结论。

首领们给贝阿特利丝十分钟的时间梳洗打扮，他们去喝杯咖啡。她无法遏制自己正在重演玛丽娜最后一夜的想法。她要了一面镜子用来化妆。妲玛莉丝给了她一面金色叶子镶边的大镜子。在三个月没照镜子之后，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着急地看了看镜中的自己。那是囚禁生涯中最惊悚的时刻之一。玛露哈的印象是：如果她在街上与自己相遇，都没法认出自己。“我要吓死了，”她后来讲述道，“我看见自己很瘦、很陌生，仿佛为了饰演一个戏剧角色而化了装。”贝阿特利丝看见自己极其苍白，她瘦了十公斤，头发又长又干枯，她惊恐地大叫起来：“这不是我！”在虚虚实实的消息中，她已经屡次感受到了他们会趁某天她状态极其糟糕的时候释放她的羞辱，但她从来没想过现实会糟到这种地步。后来更糟了，因为一名首领点亮了正中的灯泡，房间的氛围变得更加充满恶意了。

一名看守拿着镜子让贝阿特利丝梳头。她想化妆，但是玛露哈制止了她。“您怎么想的！”她恼火地说，“就您这惨白的脸色，还想抹上这些？会很吓人的。”贝阿特利丝听取了她的意见。她还喷了“大灯”送给她的男士香水。最后，她干咽下了一片镇定片。

袋子里放着她被绑架那天晚上穿的衣服，还有其他的东西。但是她更喜欢那件不太穿的粉色汗衫。她犹豫地穿上了床底放着的发了霉的平底鞋，这双鞋跟她的汗衫并不相配。妲玛莉丝给了她一双健身用的运动鞋。鞋码正好合适，但是模样太寒酸，贝阿特利丝以鞋子挤脚为由拒绝了。她穿上了自己的平底鞋，用皮筋扎了马尾辫。最后，由于没什么装饰，她看起来就像个女学生。

他们没有像对玛丽娜那样给她戴上风帽，而是试图用医用胶带蒙上她的眼睛，免得她认出路线或是人脸。她意识到撕下胶带的时候会一起扯下眉毛和睫毛，因此她不同意。“等一下”，她对他们说，“我帮你们。”于是，她在两边的眼睑上放了一团棉花，并用胶带固定住。

告别很快就结束了，没有人流泪。本来贝阿特利丝快哭了，但是玛露哈用刻意的冷漠制止了她，让她振作起来。“请您告诉阿尔贝托，让他冷静，我非常爱他，也爱我们的孩子。”她说。她吻了贝阿特利丝一下，跟她道别。两人都非常痛苦。贝阿特利丝痛苦，是因为她怕在关键时刻，杀死她比放了她更容易。玛露哈痛苦，是因为她遭受着双重的恐惧，她害怕贝阿特利丝被杀，也害怕单独和四名看守待在一起。她唯一没有想到的可能性，是一旦贝阿特利丝被释放，她自己就会被处决。

大门关上了，玛露哈纹丝不动，她不知道该如何继续，直到听见车库里响起马达声，汽车的踪迹消失在夜色里。她强烈地感到自己被抛弃了。这时她才想起，他们没有履行把电视机和收音机还给她、让她获悉当晚结局的诺言。

“管家”和贝阿特利丝一起走了，但是他的妻子承诺说，她会打一通电话，让他们在九点半的新闻节目开始之前把电视机和收音机送过来。他们没有来。玛露哈哀求看守，让她看“管家”家里的电视，但是他们和“管家”都不敢在如此重要的问题上违反规定。妲玛莉丝在不到两个小时后走进房间，兴高采烈地告诉她，贝阿特利丝已经安全到家了，并在做出说明时表现得非常谨慎，没有说出任何会伤害任意一方的话语。当然，全家人和阿尔贝托一起，围绕在她的身边。家里都挤不下这么多人。

玛露哈依然很恼火，她觉得这不是真的。她坚持让他们借一个收音机给她。她失去了控制，不计后果地同看守们对峙。后果并不严重，因为他们都见证了首领们承诺给予玛露哈这一待遇，也更愿意使用另外的方法让她安静下来，努力借一台收音机。后来，“管家”探头进来，告诉玛露哈，他们把贝阿特利丝安然无恙地留在了一个安全的地方，现在全国都已经看到或听到了她和家人团聚。但是，玛露哈想要的是一台收音机，这样她可以用自己的耳朵听见贝阿特利丝的声音。“管家”承诺给她带收音机，但他没有兑现诺言。晚上十二点，玛露哈被疲倦和愤怒击垮了，她服下了两颗药效强劲的巴比妥，一直睡到了第二天早上八点。

看守们的说法是真的。贝阿特利丝穿过后院被带到了车库。他们把她安置在一辆汽车的车厢底板上，毫无疑问那是辆吉普车，因为她得在他们的帮助下才能够上侧踏板。起初，他们在坎坷不平的路段上颠簸了一阵。他们刚驶上柏油路，一个与贝阿特利丝同行的男人就开始毫无道理地威胁她。通过这个男人的声音，她意识到他非常紧张，他强硬的态度也无法掩饰这种紧张。他不是之前在房子里的任何一位首领。

“会有一群记者等着您。”那个男人说，“您当心点。任何一个多余的字都能要了您嫂子的命。记住，我们从没有跟您交谈过，您从来没见过我们，而且这趟行程开了两个多小时。”

贝阿特利丝安静地听完了这些威胁，那个男人似乎毫无必要地重复说了许多其他威胁的话，只是想让自己冷静下来。在一场三人对话中，她发现车上除了“管家”之外没有一个熟人，而他几乎不说话。她打了一个寒噤：最不幸的预想依然可能成真。

“我想请你们帮我一个忙。”她什么也看不见，但她完全控制住了自己的嗓音，“玛露哈有心血管问题，我们想给她寄一种药。你们能给她送到吗？”

“可以，”那个男人说，“您放心。”

“非常感谢。”贝阿特利丝说，“我会听从你们的指示。我不会伤害你们的。”

在川流不息的汽车和重型卡车发出的声音、音乐片段和尖叫声的背景音下，他们的行程出现了一阵长时间的停顿。男人们窃窃私语，其中一个对贝阿特利丝说：

“这里有很多岗哨，”他说，“如果我们被拦下了，我们会说您是我的妻子。因为您现在脸色苍白，我们可以说我们带您去诊所看病。”

贝阿特利丝已经冷静一些了，她忍不住开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