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母亲也没认出我来（1/2）

其实，完全有理由担心，警方已经掌握了我潜入智利的情报，获悉了我们正在做的工作的性质。我们在圣地亚哥差不多待了一个月，摄制组在公共场所现身的频繁程度已经超出了约定的安排；我们跟各色人等接触，很多人已经知道是我在执导这部影片。我当时已能自如地使用新身份了，以至于时常意识不到在用乌拉圭口音讲话，在实际行动中也不再严格依照潜伏者的准则办事。

起初，会议都是在车上举行的，汽车漫无目的地全城漫游，每开四五个街区就更换一辆。这法子太繁琐，有时候我们自己制造的险情，比试图避免的危险更糟糕。比如某天晚上，我在神佑街和洛斯莱昂内斯街的街角下了车，按计划，五分钟后应该有一辆蓝色雷诺12重新接上我，车子挡风玻璃上贴着动物保护协会的标志。一辆车准时开来，正是雷诺12，正是闪亮的蓝色，因此我也没留意是否有标志就坐上了轿车后座。车上坐着一位珠光宝气的女士，虽近中年，仍光彩不减，身上香水撩人，她那件玫瑰色貂皮大衣的价格是这辆车的两到三倍。这位女士是圣地亚哥上流社会的典型，这一点绝无偏差，只是像她这样的人物并不常见。见我坐进车来，她惊得张口结舌，为了让她安心，我赶紧说出暗语。

“现在这个时间，到哪儿能买把雨伞？”

穿制服的司机扭头朝着我吼道：

“滚下去，不然我报警了。”

我这才注意到挡风玻璃上没贴标志，心里暗想眼前的情景实在荒诞尴尬。“实在抱歉，”我说，“我可能上错车了。”但此刻那位女士已恢复了镇静，她一边拉住我的胳膊，一边用女高音般的甜美嗓音安抚司机。

“这会儿，巴黎百货商场还开着吗？”她问司机。

司机认为可能开着，她便执意载我去买伞。这位女士不光漂亮，而且优雅、热情，让人不由得想把暴力镇压、政治抗争和艺术创作抛诸脑后，这一晚随她沉溺在亲密的氛围里。她把我放在巴黎百货商场门前，还道歉说不能亲自陪我去挑一把中意的雨伞，因为她要去接丈夫，然后去听一位世界著名钢琴家的演奏会——钢琴家的名字我想不起来了——现在已经迟到半小时了。

这种险情时有发生。每次秘密会面，我们用越来越简短的暗号来明确彼此身份。从第一次问候起，我和地下联络员就交了朋友，我们不立刻说工作的事，而是会耽搁半晌讨论政治时局，就电影新片和文学新作互通想法；我也会主动聊起想见哪几位共同的朋友，虽然有人力劝我克制这种冲动。或许是为了免除警方怀疑，一个联络人赴约时还带了自己的小儿子，那孩子情绪激昂地问我：“《超人》电影是你拍的吗？”就这样，我开始意识到完全可以在智利隐居，就像数以百计的秘密归国者那样，隐姓埋名过普通人的日子，而不用忍受刚回国时的紧张感。那一刻这种感想太强烈了，要不是尚未兑现拍摄这部电影的承诺——不仅是对国家、对朋友的承诺，也是对自己的承诺——我可能会就此改换职业和社会环境，以本来面目在圣地亚哥生活下去。

但是，由于怀疑警方正在身后步步追踪，出于最起码的谨慎，我们不得已要采取另一种工作方式。此时，能否进入拉莫内达宫拍摄还悬而未决，申请许可的手续不知为何一再被拖延；能否拍摄蒙特港和中央谷地尚不能敲定，设想当中采访“通用电气”的计划也无法落实。另一方面，我想亲自拍摄中央谷地，因为我在那里出生并度过了少年时光。我母亲仍生活在那里，住在贫困的帕尔米亚村。但有人已经断然告诫我，考虑到最重要的安全因素，此行绝不要探望母亲。

眼下，当务之急是重新安排外国摄制组的工作，以便让组员们冒最小的风险结束各自任务，尽快返回自己的国家。只有意大利组需要留在圣地亚哥，跟我们一起拍摄拉莫内达宫。法国组一旦拍摄完预计在几天后举行的“饥饿进军”游行，就返回巴黎。

荷兰摄制组在蒙特港等我，一起拍摄靠近南极圈的风貌，此后经由巴里洛切的边境通道，离开智利前往阿根廷。三支摄制组都离开时，全片百分之八十的内容也就基本完成了，胶片将被妥善地保管，送至马德里洗印。艾丽非常高效地完成了她的工作，我回到西班牙时，胶片已经准备停当，只待剪辑了。

“利廷回来了，拍完电影了，又离开了”

鉴于那段日子情况晦暗不明，最恰当的做法似乎就是我和弗朗奇假装离境，之后更审慎地重新潜入智利。蒙特港之行给我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机会，因为无论从阿根廷还是从智利前往那里都同样近便。于是就这么办了。我请荷兰摄制组在蒙特港等我，同时与智利团队的一支分队约好，三天后在全国正中央的科尔查瓜谷地会面，而此刻，我和弗朗奇一道乘坐飞机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出行前几小时，在没有预先暴露身份的情况下，我打电话给《分析》杂志社，与女记者帕特里西娅·科列尔做了一次深度访谈，讲述了秘密潜入圣地亚哥的情况。离境两天后，采访见报，封面上有我的照片，文章标题带有一种罗马式的戏谑：“利廷回来了，拍完电影了，又离开了。” [1]

为了让一切显得更加真实，克莱门西娅·伊绍拉开着自己的车把我和弗朗奇送到普达韦尔机场，与我们洒泪吻别，表演很是出彩。虽然我们尽量高调离境，但抵抗组织仍暗中保护，假如我们出关时被捕，抵抗组织的安全部门会向外界发出告急信号。这么做首先是为了知晓，机场是否有针对我们的监控。其次，一旦事后警方追查，将发现我们留下的出境记录，会相信目标已经离境。

入境布宜诺斯艾利斯时，我使用了自己的合法护照，因为没必要在一个友好国家做违法的事。然而在移民局窗口前掏出护照那一刻，我才意识到一个始料未及的问题：真护照上的照片是易装前拍摄的，看起来实在不像现在的我。我修过眉毛，秃顶面积也更宽了，还戴上了高度眼镜，很难辨认出是同一个人。别人也曾提醒过我，伪装成另一个身份和事后恢复本来身份一样困难，但在最应该琢磨这句忠告的时候，我却把它忘光了。所幸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移民官没认真端详我的脸，我才得以从这场理应扮演自己却不能自证的默剧中脱险。

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后，弗朗奇要依照我的指示跟艾丽电话沟通余下工作的众多细节，还要提取她从马德里汇来的一笔钱款，以支付最后的花销。我俩在那里分别，计划几天后在圣地亚哥再见。我在阿根廷境内搭飞机前往门多萨，为的是预先考察智利那一侧的安第斯山麓。经由一条没有严控关卡的通道，可以轻易从门多萨重返智利。我独自一人，背着一台16毫米轻型摄影机，徒步前往智利那一侧的山麓，拍完了一切所需的镜头。回程时搭乘了智利的警务巡逻车，司机很同情我这位不知该如何返回阿根廷的乌拉圭记者。

我从门多萨南下，前往边境城市巴里洛切。一艘衰朽的破船塞满了从阿根廷、乌拉圭和巴西来的游客，以及返程的智利人，从巴里洛切驶向智利边境。这条航路上是一派白得刺眼的极地风貌，冰川绝壁雄阔，海面怒涛涌起。到蒙特港的最后一段航程要乘坐渡轮，极地寒风从碎裂的玻璃窗吹进来，声似狼嚎。舱内没什么地方能抵御骇人的寒冷，也不提供吃喝，连一杯热咖啡、一口酒也喝不上，什么都没有。不过我的判断是正确的。倘若智利机场警方已经查验了我的出境记录，就很难想象次日我将再度入境，并且是从远在圣地亚哥一千公里以外的边境小城。

快抵达边防检查站时，渡轮上一个职员收取了不下三百本护照，只匆匆扫视一遍，没盖入境章。不过，智利人的护照要对照着严禁入境的流亡者名单一一核对，那份长长的名单就贴在边检人员眼前的墙上。持他国护照的旅客则走在畅行无阻的边境通道上，我也身在其列，一切进展顺利，直到走到两个边检人员跟前。这两个人喝令开箱检查，因为他们穿着厚厚的极地外套，我起先没认出他们是警察。我观察到这是一道彻底的检查，可并不担心，因为我确信自己箱子里没带任何与假身份不相符的东西。然而，箱子刚一掀开，一堆“吉卜赛女郎”牌香烟空盒就冒了出来，散落一地，许多纸盒上写满了拍摄笔记。

来智利时我带足了“吉卜赛女郎”牌香烟，够我抽上两个月的。但我不敢随手丢弃那些硬纸烟盒，烟盒个儿大，在智利很显眼，容易成为警方追踪的线索。工作时抽完一盒烟，我就把空盒塞进口袋，久而久之分藏得到处都是，主要原因是上面有拍摄笔记。有段时期，衣柜里的所有外套兜里都揣着空烟盒，床垫底下、旅行包里，空烟盒遍布，看起来简直像某种戏法，而我脑子里总在琢磨能安全摆脱这些烟盒的办法。我就此落入了一种荒诞的焦虑状态，仿佛囚犯挖掘逃生通道，却不知把土藏在哪儿。

每次我整理行李准备换酒店时，都会自问，该怎么处理空烟盒。最后，我想不出比塞进行李箱更简便的方法了，万一在烧毁烟盒时被人撞见，可比收藏烟盒更加百口莫辩。我曾想过在阿根廷摆脱它们，但事情进展节奏太快，我甚至都没来得及打开行李箱。等到在南方边境不得不开箱，我匆匆从地上捡起一个个空盒时，惊恐地瞥见警察死死盯着我，脸上满是惊讶和怀疑。

“全是空的。”我说。

他们当然不信。年轻点儿的警察忙着检查其他旅客，那位岁数大一些的一个接一个地查看烟盒，翻来覆去地端详，想弄懂某些笔记是什么意思。我突然灵光一现。

“有时候我会写几句短诗。”我说。

他继续一声不吭地检查，最后望着我的脸，似乎想从我脸上揣测出什么线索，来解读空烟盒上高深莫测的奥秘。

“如果你想要，都送你。”我对他说。

“我要它们做什么？”他说。

于是，他帮我把烟盒收拢回箱子里，旋即检查后面的旅客去了。我当时犯糊涂，没想到应该当着警察的面把烟盒扔进垃圾桶，而是继续把它们留在身边度过余下的旅程。返回马德里后，我并没让艾丽将它们处理掉。我觉得自己跟这些空烟盒的联系太密切了，决定余生都把它们当作患难记忆的证物存留下来，放在怀旧的厨房中细细回味。

“为祖国的未来拍张照片吧”

荷兰组在蒙特港等我。选择蒙特港拍摄，不仅是因为难以言表的美景，还因为这一区域在智利近代史上具有特殊意义。这座城市是长期斗争的舞台。在爱德华多·弗雷政府时期，这里发生过一起异常残酷的镇压，造成执政联盟中的进步派脱离了政府。民主左派由此意识到，能否取得广泛的联合，不仅关乎自己阵营的命运，也牵系着整个国家的前途。自此，一场不可逆转的疾风骤雨般的巨变发生了，其高潮就是萨尔瓦多·阿连德当选为总统的时刻。

蒙特港拍摄完毕后，整个南方的拍摄计划也圆满结束了。荷兰组携带充足的素材取道巴里洛切，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将这批胶片带给身在马德里的艾丽；而我选择在一个怡人的夜晚，搭乘夜车只身前往塔尔卡。当晚没什么值得记录的，除了我把烤鸡原封不动地退回了餐车，因为鸡肉外皮太硬了，一刀也切不下去。在塔尔卡，我租了一辆车，驶向科尔查瓜谷地中央的圣费尔南多城。

在小城的武器广场上，任何一个地点、一棵树、围墙上的一块砖石，都能让我回想起童年。当然，除了这些，更令我怀旧的是小学的旧楼，我就是在那里学会了读写。我在一张长椅上坐下来，拍了些照片，或许可以在影片中穿插使用。广场上逐渐充满了上学的孩子们的欢闹声。有些孩子在相机前摆姿势，有些伸出手掌遮住镜头，一个小姑娘摆了几个舞蹈动作，姿势很专业，我情不自禁地请她在更合适的背景前再跳一遍。突然几个孩子坐到我身旁，对我说：

“为祖国的未来拍张照片吧。”

这句话一下子触动了我，因为它呼应了不久前我在“吉卜赛女郎”牌空烟盒上写下的一句话：“我敢断言，每个智利人都对自己的未来充满期许。”尤其是孩子们这一代，他们无从了解祖国与现今不同的另一个时代，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自身的命运满怀信念。

我跟智利摄制组约定，上午十一点半在游击队员桥边见面。我准时到达右岸，看到摄影机已在对岸架好。那是一个晴朗的上午，四处弥漫着树丛间百里香的芬芳，在故乡，我从未像此刻这样气定神闲，流亡的痛楚也淡去了。此时，我已解掉另一个自己的领带，脱去英式西装，重新换上夹克和牛仔裤，还原成本来的我。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后的两天，我很庆幸我没刮胡子，重新长回的胡子是我恢复本来身份的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