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1/2）

我家的图书馆中藏书有限，曾经归我爸所有，我正是在这里写下了这个故事，由于蛀虫日积月累地侵蚀，这些书架都快要倒下散架了。写完之后，这个世界还有那些各种类型的字典值得我去翻阅，能满足我，其中有贝尼多-佩雷兹-加尔多斯的《国家逸事》（benito pérez galdos，《 epidios nacionales》，有六个系列，是个西班牙历史故事集）的前两个系列和《魔山》（ ica），我在后一本书中看到了我可怜的妈妈得痨病后种种扭曲的心绪。

我写作的这张桌子与其他大部分家具都不一样，甚至和我也不大一样，因为我和那些家具都在时间的积累中老去，唯独它不是。这张桌子是我祖父用上等木材制作的，他是一位造船木匠。即使那些我不写作的时间里，我也总是在每个早上怀着毫无意义却一丝不苟的态度整理这个书桌，因为这个我失去了很多爱人。我手边的书籍是我一生最好的伙伴：1903年皇家学院编的两卷《第一插图词典》（los dos toos del prir diionario istrado de real acadeua castelna o espao de don sebastián de varrubias）；堂-安德列斯-贝约所编的语法书（ graática de don andrés bello），如果我在语意上有疑问，这书很有帮助；堂-胡里奥-卡萨雷斯所著的新《词库》，其中的近义词和反义词特别好；尼古拉-津加雷利的《意大利语词典》，对我从摇篮开始学的母语有很大的帮助；《拉丁语词典》，拉丁语是我两种母语的源头，这才是我心中真正的母语。（译注：主人公母亲是意大利人，所以意大利语是他真正的母语，从胎儿就开始学到了。由于生活在哥伦比亚的海边城市，父亲讲西班牙语，西班牙语也是其母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都是拉丁语演化而来，罗马帝国分裂之后，拉丁语只在教会中还有使用，而各地使用的拉丁语迅速本地化，产生了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等几种兄弟语言。）书桌左边总是摆放着五张优质公文纸，我在写周末专栏时要使用到它们。

桌子角上放着用来吸干墨水的粉末，不过我更加喜欢新型的小垫子来完成这个工作。右边是墨水和放金笔的轻质木制笔托，那是因为我还是选择手写，用佛罗丽娜-德-迪奥斯教我罗马字体写作。当初她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是不要我学会她的那位做了一生公证人和注册会计师丈夫的公文字体（译注：这位公证人和注册会计师就是主人公的父亲，佛罗丽娜-德-迪奥斯是其母亲。）。有段时间报社强制推行使用打字机写作，目的是为了更好估计文章需要的铅印的数目以及更加精确的排版，但是我从来没有养成这个坏习惯。我继续使用手写，由于我享有报社年龄最大的员工的“特权”，我会慢慢地，有点像小鸡啄米一般把先行写好的文章用打字机打出来。现在我已经退休，但是没有被岁月压垮而放弃工作，报社给予我一个神圣的特权——可以在家写作。为了造就一个良好的写作环境，我经常挂起电话，这样就没人可以打扰到我，也没有人站在我肩头监视我正写些什么。

除了忠实的达米安娜经常来帮我处理生活中那些意想不到的困难，我没有养狗和鸟之类的宠物，也没有仆人来服侍我，只是一个人住着。尽管她现在也因变老失去了以前那种视力和智力，但是还是每周一次来处理那些必须做的家务。我母亲临时死躺在床上恳求那时青涩的我要找个白人女孩结婚，然后生下至少三个男孩，还要有个女孩，这样就能够用上她的名字了，而她的名字则是我外祖母和曾外祖母的名字组成。我希望我能完成我母亲的遗愿，但是年轻人的思维总是不稳定，而且我认为结婚生子那事还早着呢。直到某个炎热的中午，我开错了门，错误地进了普拉多马尔的帕洛马雷斯-德-卡斯特罗家（paloares de castro en pradoar），撞见他们家最小的女儿斯美娜-奥尔蒂斯（xina ortiz）在旁边的房间里全裸躺着睡午觉。她那时正背对着门躺着，然后转过头来从肩膀上头看了下我，这下来的太快了我甚至没有时间躲避逃走。“噢，实在对不起。”我想对她说声抱歉，那时我的心都蹦出来了。她微笑了下，然后像只羚羊般优美地转身朝我，把她整个酮体都展示在我眼前。我觉得整个房间似乎都注满了她的亲密。当然她也不是全裸，而像法国画家莫奈的作品《奥林匹亚》那样，她耳朵上面有着橙色花瓣的有毒花卉，右手手腕上也戴着金手镯，脖子上还有一串小珍珠项链。我想象不到在我生命中还能看到比这还令人惊讶的事情，现在我确定我是正确的。

之后，我用力地甩门而走，对我笨拙的表现感到耻辱，然后发誓要忘掉她。但是斯美娜-奥尔蒂斯阻止了我的遗忘。首先她通过我们共有的朋友寄了些便条给我，而后是一些撩人的话语，还有些赤裸裸的威胁，然后她放出话说尽管我们连一个字都没交流过但我们疯狂地爱上了对方。她真的让人无法抗拒。她的眼睛似野猫般眼睛那样闪烁，她穿着衣服的身体就像没穿一样诱人，还有那浓密的金色头发充满了女人味，这些都让我陷入疯狂，但是我只有把眼泪洒在枕头之上。我知道这不能转化为爱情，但是这魔鬼似的诱惑如此强烈，我只能依靠意淫路上碰到的绿眼睛的女人们来缓解我的欲望。我从来没有能够扑灭那团自普拉多马尔床上看到她之后生成的欲火，然后便向她投降，我正式向她求婚，交换了订婚戒指，然后宣布要在圣灵降临节之前举行一场盛大的婚礼。（译注：pentestés，圣灵降临节，复活节后第五十天，耶稣升天后第十天的主日。）

我要结婚消息对于社交俱乐部来说是一枚小型炸弹，但是对于唐人街来说却似一枚重磅炸弹。他们开始嘲笑我，但是之后彻底转化为一种无名的困扰，因为那些自诩博学的女人认为结婚只是愚蠢可笑而非神圣高尚。我订婚期的种种仪式都符合基督教徒的道德准则：在阳台上种了亚马逊兰花，在我未婚妻的房间中挂了蕨类植物。然后在晚上七点到达她的住所，穿着一身白色亚麻服饰，带上手工艺玻璃珠礼品或者是瑞士巧克力。我们一直聊到十点钟，或用密文，或半严肃地讲。阿尔赫尼达阿姨（ tia argénida）一直守在我们边上就像当时新人身边的伴随一样，结果她眨着眼第一个睡着了。

我和斯美娜越来越熟悉之后，她也就变得更加为所欲为。六月间天气渐热，斯美娜总是会卸掉自己的内衣和裙子来缓和灼热感，所以大家很容易就能料想到她在黑夜里对男人的破坏力有多强。两个月的订婚期间，我们已经无话可讲，于是她提出孩子的主题，但不是靠说而是要用粗羊毛和钩针为最先出生的那个孩子编制婴儿鞋。我欣然相允，并很快学会了钩织技术，就这样我们无声的度过了结婚前那毫无意义的时光。我为儿子们钩织了蓝色鞋子，她则为女儿们编织了粉红色鞋子，然后等待着孩子的出生来证明谁对谁错。到最后，我们所钩织的鞋子足以供五十多个孩子使用。结婚前夜十点钟声响起之前，我登上了一辆马车前往唐人街，希望在那里度过一个上帝保佑下的平和之夜。

唐人街的朋友为我开了告别单身晚会和社交俱乐部中的压抑晚会刚好相反，这里显得非常热烈。比较之下，我明白了我究竟是处于的两个世界的哪一个，我希望两个都是，而且要在切当的时候。然而当我身处一个世界中，我会感到另一个世界正在怀着撕心裂肺的叹气渐行渐远，就像海水分开行驶的两艘大船一般。结婚前夜在“上帝之能”（译注：el poder de dios，应该是一家夜店）中举办了一个特殊的舞会，其中最后的仪式只能发生在一个加利西亚牧师身上，他身着女性服饰，带上面纱，插上柑橘花，这只是为了让她们在万能的圣礼之后和我成婚。那是一个罪恶到极点的夜晚，二十二个女人答应爱我，服从我，我随后对她们报以我至死不渝的忠诚和坚持。

因为我预感到会有无可挽回的事情发生，所以晚上我一直不能入睡。从凌晨开始我一直数着大教堂的大钟走针的声音来确定时间的流逝，直至七点钟，那可怕的敲钟声响起，在这时候我本来应该去另一家教堂中参加我的婚礼。八点钟电话响起，铃声很长，顽强，不可预测，响了长达一个小时。我不仅没有接这个电话：我甚至都没有呼吸了。快到十点时，有人来敲我家的门，首先是重重的一拳，然后传来那熟悉而令人厌恶的声音。我很害怕有人会重重地冲开大门。但是到了十一点钟，家里安静的让人毛骨悚然，然后后果严重的灾难就发生了。我为她哭泣也为我哭泣，我真心地祈祷我们以后再也不要再见到对方。某个圣灵听到了我的祷告，因为后来我得知斯美娜-奥尔蒂斯当天晚上就离开了这个国家，直到二十年后才回到这里，那时她已为人妇而且还带着七个孩子，我认为这些孩子可能也有我的骨肉。

那次社交悲剧之后，我花了很大的力气才保住我在拉巴斯报社的职位和我的专栏。但这不是报社把我的专栏移到了第十一页的真正原因，真正的原因是二十世纪义无反顾地来到了封面。进步改变了城市的传说，一切都变了：飞机起飞，员工们从汽车中拖出一大袋信件，航邮就完成了运作。

唯一不变就是我的专栏。年轻一代人猛攻我的专栏，好像攻击一个必须破坏的古老木乃伊一般，但我丝毫没有退缩，努力保持专栏的基调，而且反对这场革新之风。我对新的世界毫无兴趣。当我年过四十后，新来的编辑们称呼穆达拉的专栏为私生子（ na de udarra）。报社老板同时传我去他办公室，要求我顺从新潮流。老板以刚刚想到的庄重口吻对我说：“时代在进步。”我回答道：“是的，进步了，但是还不得继续绕着太阳在转。”我保住了我的专栏，因为老板没有找到另外的电报编译人员。现在我才知道我是对的，也知晓了其中的原因。我那一辈的年轻人对生活充满了渴望，以至于忘记了身体和心灵中那份对未来的愿望，直到现实告诉他们未来并不是和他们所想的一样。他们开始怀旧思乡。我的专栏给他们提供了这个机会，好像是破败瓦砾堆中的一个保留完好的考古遗迹一般，读了这个专栏的老人不怕老，而且那些年轻人也觉得衰老并不可怕。我的专栏从新回来了，而且在某些特定的时期，还是在头版刊印。

我经常对那些询问我的人说：“那些妓女没有给我时间结婚。”但是我的承认我是在我九十岁时才说得出这些话，那时候我从罗萨-卡瓦尔加斯的妓院出来后我就下定决心不要去再次挑衅命运。我变成了另一个人。那些品行不端的人群总是靠着环绕公园的铁栏杆站着，这大大的影响了我的心绪。而后我发现达米安娜趴在地上正在擦洗我家的地板。她的大腿并没有随她的年老而变老，看了依旧扰乱我的心神。她肯定是感到了我正在意淫她，就用裙子盖住它们。我忍不住问她：“达米安娜，请您告诉我，你想到了什么？”她冷冷道：“我并没有想到什么，但是您的问题却激起了我的思绪。”我感觉背上有一阵阵压力袭来。我继续说：“我从来不会爱上别人的。”她没有停下手中的活，激动的回答道：“我会！为了您，我整整哭了二十二年！”听到这里，我的心开始一震，然后努力寻找着体面的话题摆脱这个困境，对她说：“我们本可以成为很好的一对的！”她愤愤地答道：“你现在说这些话已经晚了，我现在连你的安慰剂都不是！！”当她离开我家时，话语相当自然：“您可能不会相信我的话！上帝保佑，告诉你我现在还是个处女！”

稍后我发现她在整个家中都留下了红玫瑰，而且还在枕头下留下了一个卡片，上面写着：我希望你能活到一百岁。尽管口中很苦，但我还是坐下来完成昨天写了一半的文稿。不到两个小时，我就一口气完成了这篇文章，这必须像 扭天鹅脖子般搜肠刮肚写，却不能让人注意到我的泪水。在一个迟到的灵感的激励下，我打算给我的专栏和我漫长而庄严的生活来一个痛快的了结，但这并不意味要用死亡方式来完结。

我本来想把这文章报社的传达室，然后迅速回家。但是我不能这么做，因为整个报社的人都在等我，然后为我庆祝生日。报社那时候还在施工，到处是脚手架和瓦砾碎石，只不过由于我的生日派对而提早收工了。一张木桌上放着很多饮料，还有很多用花纸包着的礼物。几次闪光灯之后，留下了这难忘的瞬间。

这个城市里的其他的报纸和广播台的记者都来了，对此我感到非常荣幸：新保守主义的《普任萨报》（ prensa）；新自由主义的《埃拉尔多报》（el heraldo）；日渐衰弱的小报《国家报》（el nacional），这家报纸经常用连载的艳情故事来缓解社会矛盾。众多读者，我们这些不同阵营的同行聚在一起你们不用感到丝毫的惊讶，在一切为了城市的目标的指引下，我们媒体一般都与军队保持良好的关系，但是政府却经常分裂我们，引起媒体大战。

新闻检察官堂-赫罗尼莫-奥尔特加也来了（don jeronia），尽管这不是他的上班时间。我们经常称之为“九点钟的讨厌鬼”，因为他经常带着那“血淋淋”的铅笔准时甚至是踩着点地在九点钟到达，然后一直呆到确认第二天出版的页面中没有该受惩罚的字句后才离开。他是我的老对头，可能是因为我语法上的自负，也可能因为我经常使用没有引号、没有斜体等特殊标记的意大利语单词，因为有时候我觉得意大利语的单词比西班牙语能更好的表达出我的想法，而且就应像在泰语（lenguas siasas，暹罗语）中用他国单词一样合法合理。忍了四年之后，他就像我们心中的恶念似的，这才使得我们接受了他。

秘书们携着一个大大的蛋糕进来，上面插着九十根正燃烧的生日蜡烛，也是我第一次真正面对着我年岁的数字。他们唱起了生日祝福歌，我为此留下了感动的泪水，我还不知不觉的想到了那个小女孩。这不是怨恨的一击，而是对我不希望重新记起的那个女孩的一次迟到的补偿。思念断后，有一个同事把蛋糕刀递给到我手上，然后我就切了蛋糕。因为我宁愿选择自杀也不愿回答问题，可能是害怕大家的取笑，没人愿意第一个出来发言。之后，编辑部的主管冷冰冰地提醒我们该结束了，硬生生地把我们拉回到了严酷的现实中，另外我一向对这人没什么好感。他说：“才华横溢的耄耋老人，你的专栏文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