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节（2/2）

“既然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怎么会后悔呢？”克朗肖反问道。

“这可是宿命论的调子。”

“人总抱有一种幻觉，以为自己的意志是自由的，而且这种幻觉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我也乐意接受它了。我总好像一个行动自由的人那样行动。可是一旦完成了行动之后，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我所采取的行动，完全是永恒的宇宙间的各种力量共同促成的结果，我无论如何都阻止不了。它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要是干了好事，我也不声称自己有什么功劳，而如果干了坏事，我也不接受任何责难。”

“我有点儿头晕。”

“来点威士忌吧。”克朗肖回答说，同时把酒瓶递给菲利普，“要想让头脑清醒一下，没有比喝这玩意儿更灵的了。要是你执意老喝啤酒，脑子就会变得愚钝。”

菲利普摇了摇头，克朗肖又接着说：

“你是个很不错的小伙子，但是不愿喝酒。神志清醒反倒阻碍我们之间的交谈。不过当我谈到好事和坏事的时候……”菲利普明白他又接上了刚才的话头，“完全是依照传统的说法，并没有赋予什么特定的含义。我不愿对人类的行为划分等级，认为某些行为值得敬重，而另一些行为则会带来恶劣的名声。‘恶’与‘善’这两个字对我毫无意义。对任何行为，我既不称道赞扬，也不非难责备，而只是表示接受。我是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我就是世界的中心。”

“但是世界上总还有另外一两个人吧。”菲利普表示反对说。

“我只代表自己说话。只有在我的活动受到别人限制时，我才知道他们的存在。就他们来说，每个人的周围也各有一个世界在不停地转动。每个人也都是他自身所在的宇宙的中心。我个人的能力大小，限定了我对他人的权利范围。只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才可以有所作为。我们喜欢群居交际，所以才生活在社会之中，而社会是靠力，也就是靠武力（即警察）和舆论的力量（即格朗迪太太[10]）来维持的。于是你面前就出现了以社会为一方，而以个人为另一方的局面：各方都是力图自我保存的有机体。彼此展开力的较量。我孤身一人，只得接受社会现实，但也算不上怎么勉强，因为我身为一个弱者，纳了税就可以获得社会的保护，不受强者的欺压。不过我是迫不得已才服从社会的法律的。我不承认法律的正义性：我不懂得什么是正义，只知道什么是权力。当我为取得警察的保护而纳了税，并在保卫我的房屋田产不受侵犯的军队里服过兵役以后（如果我生活在一个实施征兵制的国家里），我就不再欠社会什么了。接下来，我就凭借自己巧妙的计谋来对付社会的力量。社会为了保全自身而制定了法律。如果我犯了法，社会就会把我投入监狱，或者将我处死。它有力量这样做，因而也就拥有了这项权利。如果我犯了法，我愿意接受国家的报复，但是我绝不会把这看作是对我的惩罚，也不会觉得自己犯了什么罪。社会用名誉、财富以及同胞们的好评来诱使我为它效劳，但我既不在乎同胞们的好评，也不把名誉放在眼里。我并无什么钱财，但日子依旧过得很好。”

[10] 格朗迪太太，原为英国剧作家托马斯·莫顿（1764—1838）所写喜剧《加速耕耘》中的人物。这位太太拘泥传统礼俗，爱说闲话，喜好挑剔苛求他人，引得邻居对她十分畏惧。后来格朗迪太太就成为“社会舆论”的代名词。

“可是，如果每个人都像你这么想，一切不就马上崩溃瓦解了！”

“别的人跟我有什么相干？我只关心我自己。实际上，人类中的大多数都是为了获取酬劳才干事的，而他们干的事总会直接或间接地给我带来方便，我正是利用了这一点。”

“我觉得你这么看问题，未免太自私了。”菲利普说。

“难道你认为人们做事竟有不出于自私的原因的？”

“是的。”

“那是不可能的。等你年纪稍微大一点，就会发现，要使世界成为一个可以忍受的生活场所，首先需要承认人类的自私是不可避免的。你要求别人忘我无私，要求别人应该为你牺牲他们的愿望，这种要求是相当荒谬的。他们为什么应该这样呢？人生在世都是为了自己。只有你承认了这一点，你才不会对同胞们有所奢求。他们不会使你失望，你也会更加宽容地看待他们。人在一生中所追求的无非就是一件事——欢乐。”

“不对，不对，不对！”菲利普喊道。

克朗肖咯咯地笑起来。

“我用了一个你的基督教精神认为具有贬义的词语，你就像一匹受惊的小马似的直立起来。你内心有个道德价值的等级体系；欢乐位于阶梯的最下面；你还有点兴奋地谈到自足、责任、慈善和坦诚。你把欢乐只看作感官方面的享受。那些可怜的奴隶创造了你所遵循的道德准则，对他们自己几乎无法享有的乐趣嗤之以鼻。如果我说的是幸福，而不是欢乐，你就不会如此吃惊了。幸福这个词儿听起来不那么令人震惊，而你的心也从伊壁鸠鲁[11]的猪圈进入了他的花园。但我仍然要说欢乐，因为我看出来，人们图的就是欢乐。我认为他们图的不是幸福。在你实施每一项善行时，其中都潜藏着欢乐。人之所以有所行动，是因为行动对他有好处。当这些行动对别人也有好处时，它们就被看作道德高尚的行动。如果他从施舍中得到欢乐，那么他就心地慈善；如果他从帮助别人中得到欢乐，那么他就乐于助人；如果他从为社会工作中得到欢乐，那么他就热心公益。可是你给叫花子两个便士，那是为了你个人的欢乐，正如我喝上另一杯威士忌加苏打，是为了我个人的欢乐一样。我不像你那么虚伪，既不为我的欢乐自吹自擂，也不要你对它称许赞赏。”

[11] 伊壁鸠鲁（公元前341—前270），希腊哲学家，发展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说和流射说，强调感性认识的作用，主张人生目的是追求幸福。

“可是人们往往做的不是他们想做的事，而是他们不想做的事，难道你就不知道这一点吗？”

“不。你提的这个问题相当傻气。你的意思是说，人们宁愿接受眼前的痛苦，也不愿接受眼前的欢乐。对你的这个问题表示异议，那就跟你提出这个问题一样傻气。显然，人们宁愿接受眼前的痛苦，也不愿接受眼前的欢乐，但那只是因为他们期望将来得到更大的欢乐。欢乐往往虚幻不定，但人们在计算方面的错误可不能用作批驳这条规律的证据。你感到茫然不解，那是因为你无法消除欢乐只是感官方面的享受这种观念。可是，一个为国捐躯的人牺牲是因为他热爱这个国家，正如一个人吃酸白菜是因为他爱吃这种菜一样。这是宇宙的一条法则。如果人们宁愿遭受痛苦而不愿得到欢乐，如果出现这种可能，人类早就灭绝了。”

“但如果情况真是这样，”菲利普嚷道，“那么，生活还有什么意思呢？如果去掉了责任，去掉了善与美，我们又何必到这个世界上来呢？”

“灿烂的东方来给我们提供答案了。”克朗肖微笑着说。

他朝店门口一指，只见两个流动小贩推开店门，随着一股冷风进了店堂。他们是地中海东部地区的人，专门兜售廉价地毯，各人的胳膊上都挽了一捆地毯。那是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咖啡馆里座无虚席。两个小贩在一张张餐桌间穿行而过。店堂里烟雾弥漫，空气浑浊，还夹着客人身上散发出的难闻的气味。他们似乎给店堂里增添了一股神秘的气氛。两人穿着欧洲人的破旧的衣服，薄薄的大衣上经纬毕露，但各人头上都戴着顶土耳其无檐毡帽。他们的脸冻得发青。一个是中年人，蓄着黑胡子；另一个是年纪大约十八岁的小伙子，满脸麻子，还瞎了一只眼。他们从克朗肖和菲利普身边走过。

“真主真伟大，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代言人。”克朗肖声音感人地说。

中年人走上前来，脸上挂着谄媚的笑容，样子就像一条习惯于挨揍的杂种狗。他斜着眼朝门口看了一下，鬼鬼祟祟而又动作麻利地亮出一幅色情画来。

“你是亚历山大[12]的商人马萨埃德·迪恩吗？要不，你是从遥远的巴格达带来这些货色的？哦，我的大叔，瞧那边那个独眼的小伙子，从他身上，我好像看到了山鲁佐德[13]给她的君主讲的三国王故事里的一个国王呢，是吗？”

[12] 亚历山大，埃及北部港口城市。

[13] 山鲁佐德：《一千零一夜》故事的叙述者苏丹新娘的名字，她以一夜复一夜给苏丹讲述有趣的故事而免于一死。

尽管克朗肖说的话，商贩一句也听不懂，他却笑得越发巴结，像个魔术师似的拿出一只檀香木盒。

“不，还是给我们看看东方织造的名贵织品吧，”克朗肖说，“因为我想用来说明一个道理，给我的故事增添几分趣味。”

东方人展开一幅红黄相间的桌布，上面的图案粗俗丑陋，古怪难看。

“三十五个法郎。”他说。

“哟，大叔，这块料子既不是出于撒马尔罕[14]的织工之手，也不是布哈拉[15]的染坊上的色。”

[14] 撒马尔罕，乌兹别克斯坦东部城市。

[15] 布哈拉，乌兹别克斯坦西部城市。

“二十五个法郎。”商贩谄媚地笑着说。

“它的产地是在穷边绝域，甚至可能是我的家乡伯明翰[16]的产品。”

[16] 伯明翰，英国英格兰中部城市。

“十五个法郎。”蓄着黑胡子的贩子奴颜婢膝地说。

“给我走吧，我的老弟，”克朗肖说，“但愿野驴在你姥姥的坟头撒尿！”

东方人收起脸上的笑容，夹着他的货物，不动声色地朝另一张餐桌走去。克朗肖转过脸来望着菲利普。

“你去过克吕尼博物馆[17]吗？在那儿你可以看到色调最为典雅的波斯地毯，图案复杂，绚烂多彩，真令人赏心悦目，惊叹不已，从中你可以看到东方的神秘玄妙和感官之美，看到哈菲兹[18]的玫瑰和欧玛尔[19]的酒杯。实际上，不久你还会看到更多的东西。刚才你问到究竟什么是人生的意义。去瞧瞧那些波斯地毯吧，总有一天你自己会找到答案的。”

[17] 克吕尼博物馆，位于巴黎的拉丁区，实际系由两幢并排的建筑组成：建于公元1到3世纪的吕泰斯高卢与古罗马式公共浴池和建于15世纪末的克吕尼修士院。1843年，国家在此成立中世纪博物馆，藏品很大一部分来自热爱中世纪文化与艺术的亚历山大·杜索默拉尔。

[18] 哈菲兹（1325—1390），波斯诗人。

[19] 欧玛尔，即欧玛尔·海亚姆，见前第141页注1。

“你在故弄玄虚。”菲利普说。

“我喝醉了。”克朗肖回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