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 二（1/2）

没有人想到，也没有人说过安赫拉·维卡里奥不是处女。她此前从未有过未婚夫，而且是在母亲严厉的管制下和姐姐们一起长大的。即便在婚礼前两个月，普拉·维卡里奥仍旧不允许她单独和巴亚尔多·圣罗曼去看新房，而是由母亲和失明的父亲陪着，以保全她的名节。“我只祈求上帝给我自杀的勇气，”安赫拉·维卡里奥对我说，“可是上帝没有。”她心烦意乱，本想将实情告诉母亲，好让自己从这场灾难里解脱出来，然而她仅有的两个可信的女伴在帮她做绢花的时候劝她打消原先的念头。“我轻率地听了她们的话，”她告诉我，“因为她们让我相信，男人的把戏她们全都懂。”她们向她担保，几乎每个女人幼年时都因为某种意外失去了童贞。她们还坚持说，只要旁人不知道，即便是最强硬的丈夫遇到了事，也会忍气吞声。最后她们安慰她说，到了新婚之夜，大多数男人都非常紧张害怕，没有女人的帮助，他们什么也办不成；等到真相暴露，他们又会茫然无措。“在床单上瞧见什么，他们就信什么。”这两个女人告诉她。之后她们教给了她产婆掩盖失贞的那套花招，这样便能在婚后的第一个早晨，将亚麻床单晾在院子里的阳光下，以展示那象征贞节的血渍。

安赫拉怀揣着这些幻想结了婚。而巴亚尔多·圣罗曼也带着用非凡的权势与财富换取幸福的幻想走向婚礼。婚庆的计划越隆重，他那想扩大排场的念头便越强烈。主教巡访的消息公布之后，他甚至考虑把婚礼推迟一天，好让主教为他们主婚，但是安赫拉·维卡里奥没有同意。“说句实话，”她对我说，“我不想让一个割下鸡冠子做汤，而把整只鸡扔进垃圾场的人为我祝福。”不过就算没有主教的祝福，婚礼的声势也已到了难以驾驭的地步，超出了巴亚尔多·圣罗曼的掌控，变成一桩公众事件。

佩特罗尼奥·圣罗曼将军和他的家人这一次是乘坐国会的礼宾船来的，船停泊在码头上直到婚礼结束。随船同来的还有不少知名人士，淹没在熙攘暄闹的陌生面孔中间，并没有被人注意到。宾客们送来的贺礼实在太多了，不得不拾掇出小镇上已被遗弃的第一座电厂，以展示一些最令人称羡的礼品，余下的则全部搬进了鳏夫希乌斯的旧宅。如今那栋房子已经整饬一新，准备迎接新人。新郎收到一辆敞篷汽车，车徽下方用哥特字体刻着他的姓名。新娘则收到一整套可供二十四位客人使用的纯金餐具。此外，他们还带来了一个舞蹈队和两个华尔兹管弦乐队，他们演奏时不免被当地乐队和由欢快的喧闹声吸引来的鼓号乐队、手风琴乐手带跑了调。

维卡里奥家的房子十分简朴，砖块砌墙，棕榈叶铺顶，上面有两个小阁楼，每年一月燕子便在那儿筑巢繁衍。房子前面有一个几乎被花盆覆满的平台，宽敞的院子里散养着母鸡，还种了几株果树。院子深处，孪生兄弟垒砌了一个猪圈，旁边摆着宰猪的石台和肉案。自从庞西奥·维卡里奥失明后，屠宰就成了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首先操持这项营生的是佩德罗·维卡里奥，等他服兵役之后，他的孪生哥哥也学会了屠夫的手艺。

全家人住在这栋房子里十分拥挤。两位姐姐意识到庆典的规模如此庞大时，曾打算借一栋房子。“你想想，”安赫拉·维卡里奥对我说，“她们还盘算着要借普拉西达·利内罗的房子，幸好我父母坚持那句老话：自家的女儿要么在猪窝里出嫁，要么不出嫁。”就这样他们将黄色的墙壁粉刷一新，修理了门板，平整好地面，将房子拾掇得体面干净，让它尽可能与豪华铺张的婚礼相称。孪生兄弟把猪赶到了别处，又用生石灰清理了猪圈。即便如此，地方仍旧显得不够大。最后，巴亚尔多·圣罗曼想了个主意，他们推倒了后院的篱笆，借用邻居家的院子跳舞，还搬来木匠的工作台，准备让人们在罗望子树的浓荫下就餐。

唯有一件事令人意想不到、大吃一惊，婚礼那天早晨，新郎迟到了两个钟头才来迎娶安赫拉·维卡里奥。而安赫拉在新郎到来之前拒绝穿上婚纱。“你想啊，”她对我说，“他如果不来我倒是高兴，但不能在我穿戴整齐之后不迎娶我。”她的审慎合情合理，因为对于一个女人来讲，最难堪的不幸莫过于穿着婚纱被人拋弃。但是，安赫拉·维卡里奥不是处女还敢蒙上面纱、插上香橙花，事后也被看作是对纯洁象征的亵渎。唯独我母亲认为她拿着一副标了记号的牌还敢赌到最后是很有勇气的行为。“那个时候，”她向我解释说，“上帝是理解这种事的。”然而，至今也没有人弄明白巴亚尔多·圣罗曼耍的是什么牌。从他终于身穿礼服、头戴礼帽在婚礼上露面，到牵着给他带来所有烦恼的人逃离舞会，他始终是一个幸福新郎的完美形象。

也没有人知道圣地亚哥·纳萨尔手里攥着什么牌。从教堂仪式到婚庆典礼，我一直同他在一起，克里斯托·贝多亚和我的兄弟路易斯·恩里克也跟在身边，我们谁都没有看出他的举止有任何细小的变化。我不得不多次强调这一点，因为我们四个人在学校一块儿长大，假期里也总是厮混在一起，谁都不相信我们之间还能隐藏什么不可泄露的秘密，更何况是如此重大的秘密。

圣地亚哥·纳萨尔是个喜欢热闹的人。被杀的前一晚，他最大的乐事便是计算婚礼的花销。在教堂里，他估算说仅花饰这一项开支就顶得上十四场一流葬礼的费用。这个精准的说法搅扰了我很多年。圣地亚哥·纳萨尔曾跟我说过许多遍，室内鲜花的香气总让他立刻联想到死亡，那天走进教堂时他又向我重复了这句话。“我的葬礼上不要鲜花。”他告诉我，没想到第二天我真的要操心为他撤去鲜花。从教堂到维卡里奥家的路上，他估算着装点街面的五彩花环的费用、邀请乐队和燃放烟火的开销，甚至还计算了婚礼前为欢迎大家而撒下的生大米要花多少钱。在令人困倦的正午，新婚夫妇在院子里转了几圈。巴亚尔多·圣罗曼当时已经成了我们的朋友，按那个时候的说法，是酒桌上的交情，他坐在我们桌边，看上去十分轻松惬意。安赫拉·维卡里奥已经摘去面纱和花冠，身上的绸缎礼服被汗水微微浸湿，她竟然这么快就显出了已婚妇人的面容。圣地亚哥·纳萨尔估算着告诉巴亚尔多·圣罗曼，截止到那时婚礼已经花费了近九千比索。很显然，对安赫拉·维卡里奥来说，这话有些莽撞失礼。“我母亲教育我，不该当着别人的面谈钱的事。”她对我说。而巴亚尔多·圣罗曼恰好相反，他听到圣地亚哥的话不但和颜悦色，甚至还有些自得。

“差不多吧，”他说，“但这才刚刚开始。等全都办完了，大概还要翻一倍。”

圣地亚哥·纳萨尔打算核对到最后一分钱，他的生命时限恰好允许他完成这件事。事实上，加上第二天他临死前四十五分钟克里斯托·贝多亚在码头上透露的最后几笔款项，他已经证实巴亚尔多·圣罗曼的估计十分准确。

我只能借用别人的记忆碎片将那场婚礼庆典的情形追记下来，因为我对那时的回忆纷乱混杂。多年以来，我的家人总会说起，为了祝贺新人，我父亲拉起了少年时代的小提琴，我的修女妹妹披上修道院看门人的衣服跳起了默朗格舞，而我母亲的表兄狄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请人将他带上礼宾船，免得第二天主教来访时他还待在这里。为撰写这篇报道搜集材料时，我又记起了许多零星的往事，其中一个无关轻重的回忆是关于巴亚尔多·圣罗曼的两个妹妹的。她们穿着天鹅绒外套，一对巨大的蝴蝶翅膀用金线系在背上，比她们父亲帽盔上的羽饰和胸前挂满的战功勋章更引人注目。很多人都记得，我趁着醉酒欢闹向梅塞德斯·巴尔恰求婚，那时候她刚刚读完小学，正像十四年后我们结婚时她提醒我的那样。在那个令人不悦的礼拜天留给我的长久记忆中，有一个场景最为鲜明：老庞西奥·维卡里奥独自坐在庭院中央的凳子上。人们将他安置在那儿，大约以为那是个荣耀的位置，可是宾客们绊到了凳脚，误以为他是旁人，就把他挪到一边不挡路的地方。他带着刚刚失明的人的古怪表情，晃动着白发苍苍的脑袋，朝各个方向颔首致意、胡乱答话，没有人向他问好他却挥手还礼，待在被遗忘的角落里却显得怡然快慰。他那上了浆的硬领衬衫和愈疮木的手杖，都是为了婚礼特意添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