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魂牵梦萦处（1/2）

安喀斯正在车站等我。当火车沿着海湾缓缓转弯，放慢速度，几乎擦过高大的丝柏树时，我一眼就认出他来。我好爱这些丝柏树，我总是通过它们预见午后三四点波光粼粼的海。我拉下窗户，让风吹拂我的脸，瞥见我们家笨重的汽车就在很远的前方。抵达b城总是令我开心。让我想起每个学年结束、在六月初抵达这里的心情。风、暑气、闪亮的灰色站台（配以一战后就永久关闭的古旧的站长小屋）、死寂，在这段荒芜却被珍爱的时间里，这一切共同拼凑出我最喜欢的季节。夏天正要开始，仿佛事情还没发生，考前最后一分钟死记的东西仍然在我脑子里嗡嗡作响。这是我今年第一次看见这片海。你说的奥利弗，是谁？

火车停了几秒，让五名乘客下车。而后隆隆作响，接着响起液压引擎巨大的呜呜声。然后，就像停车一样简单，列车又轰隆轰隆驶离车站，一节接一节滑行离开。鸦雀无声。

我在干燥的木制悬臂梁下站了一会儿。这里的所有地方，包括木板小屋，散发着一股强烈的气味，混杂着汽油、柏油、剥落的油漆和一股尿骚味。

还有永远不变的乌鸫、松树、蝉。

夏天。

我很少想到即将到来的学年。但此时我感谢炎热的天气带来强烈的夏日气息，让我觉得开学仿佛仍然是好几个月以后的事。

在我抵达的几分钟内，开往罗马的快车嗖地驶入反向的轨道——那班火车一向准时。三天前，我们搭的正是这一班车。我想起当时我边向窗外看边想：再过几天你就会回来，你将是一个人，你会恨透了那感觉，所以千万别让任何东西乘虚而入。要警醒。我预演过失去他的处境，不只是为了提前一点一点地接受，好抵挡痛苦，也像迷信的人那样，想看看如果我愿意接受最糟的状况，命运会不会减轻摧毁的力度。我像为打夜战而受训的士兵，生活在黑暗中，以免黑暗骤降，无法看清周遭。预演痛苦来抑制痛苦。依循顺势疗法的道理。

那么，再来一次。海湾的景观：确认。

松树的气味：确认。

站长的小屋：确认。

远方山丘风景，让我回想起骑车回b城时，加速骑下山坡，差点撞上吉卜赛女孩的那个早上：确认。

尿骚味、汽油、柏油、瓷釉的气味：确认、确认、确认再确认。

安喀斯一把抓住我的背包，说要帮我拿，我让他别这么做；背包的设计，就是专门给背包的主人背的。他还没搞清所以然，就把背包还给我了。

他问我欧里法先生是否离开了。

是的，今天早上。

“真令人难过啊。”他说。

“是啊，有一点。”

“anche a duole119”

我避开他的目光。我不想刺激他再说什么，甚至提起这个话题。

我一到家，母亲就想知道这趟旅行的细节。我告诉她没做什么特别的事，只是参观了卡比托山120、博尔盖塞别墅121、圣克莱门特教堂。除此之外，就是到处走。看了许多喷泉。晚上去了许多奇妙的地方。吃了两顿晚餐。“晚餐？”母亲以一种轻描淡写的、“看我说的没错吧”的得意语气问。“跟谁？”“一些人。”“什么人？”“作家、出版商、奥利弗的朋友。我们每天晚上都熬通宵。”“还不满十八岁，已经开始过甜蜜的生活122了呢。”马法尔达酸溜溜地挖苦道。母亲也同意。

“我们已经帮你把房间恢复原状了。你应该也想回到自己的房间吧。”

我立刻觉得悲愤交集。谁给她们这么做的权利？无论是一起或分别这么做，她们显然为了窥探。

我知道我终究得回到我原来的房间，但我希望有更慢、更长的过渡期，再回归奥利弗来之前的样子。我曾经想象自己躺在床上，挣扎着鼓起勇气走到他房间，却没料到马法尔达已经换掉他的床单——我们的床单。还好那天早上，在确定我们停留罗马期间他一直穿着那件宽衬衫之后，我再次要求他把那件“大波浪”给我。我把衬衫放进旅馆房间的塑料洗衣袋里，很可能下半辈子都要把它藏在别人窥探不到的地方。有些晚上，我把“大波浪”从袋子里拿出来，确认没沾染到塑料或我衣服的味道，然后抱着它，将两只长袖围在身上，在黑暗中低声呼唤他的名字。欧里法、欧里法、欧里法——那是奥利弗模仿马法尔达和安喀斯的古怪腔调，以他的名字呼唤我的声音；那也是我在以他的名字呼唤他，希望他也能以我的名字唤我的声音，我愿意代替他对我唤我的名字，再回应他：埃利奥、埃利奥、埃利奥。

为了避免从阳台进入我的卧房，又发现他已不在，于是我走室内楼梯上楼。我打开我房间的门，把背包丢在地上，扑到温暖的、晒得到阳光的床上。谢天谢地。她们没洗床罩。我突然很高兴自己回来了。我说不定转眼间就能睡着，忘记大波浪衬衫和那股气味，以及奥利弗的一切。谁能抗拒在地中海日照地区的午后两三点睡上一觉？

筋疲力尽的我，决定下午晚一点拿出乐谱，从中断的小节处继续改编海顿。不然，我就去网球场，坐在一张温暖的长凳上晒太阳（这么做铁定让我幸福到全身颤抖），看看谁有空跟我比赛。随时都有人的。

我这辈子从未如此平静地欢迎睡意的到来。要哀悼有的是时间，我想。它会悄悄来到，它一向如此，而且也没有任何从轻发落的可能。预期哀伤，好缓和哀伤——明知我是这门技艺的头号实践者，我仍告诉自己，那是微不足道又怯懦的做法。如果它来势汹汹怎么办？如果它来了又不肯松手怎么办？停驻不去的哀伤，像那些夜晚对他的渴望所带来的影响，似乎有什么根本的东西从我的生命中遗失，从我的身体中消失，以致现在失去他，就像失去一只手，你可以在房间里的每张照片里都能看到那只手，少了这只手，你就不可能再是你。你失去它，就像你一直知道你会失去那样，甚至做好了准备；但你无法让自己忍受这份失去。希望自己别去想它，祈祷不要梦到它，然而伤痛依旧。

接着，一个奇怪的念头攫住我：如果我的身体（仅仅是我的身体和我的心）喊着要他的身体怎么办？到时该如何是好？

如果在夜里，除非我有他在我身边、在我体内，否则我一人无法承受时该怎么办？到时又如何？

在痛苦前，思考痛苦的意义。

我知道我在做什么。即使在睡梦中，我也知道我在做什么。一再地为自己打预防针——你终究会这样毁掉一切——鬼鬼祟祟又狡猾的男孩，那就是你，鬼鬼祟祟、薄情又狡猾的男孩。我对内心的这个声音保持微笑。太阳照在我身上，我对太阳的爱，有着近乎异教徒对大地万物的爱。异教徒，那就是你。我从来不知道自己有多爱这片大地、多爱太阳、多爱海——人、事物甚至艺术似乎都是其次。或者我在自欺？

下午三四点，我意识到我正在享受睡眠，而不只是在睡梦中寻求庇护。睡眠中的睡眠，就像梦中梦，再也没有比这更美妙的了，一种近乎极致幸福的美妙情感笼罩住了我。这天一定是星期三，我想。这天也确实是星期三，因为刀具打磨师傅正在我们的庭院里开工，开始打磨家里每一片刀刃，一旁的马法尔达总会跟他聊天，在他用磨刀石磨刀时，替他拿着一杯柠檬汁。齿轮在午后三四点的暑气中，发出噼里啪啦和嘶嘶作响的刺耳摩擦声，将幸福的声波送进我卧房来。我一直无法对自己承认，奥利弗把那颗桃子吞下去的那天，我有多快乐。当然我很感动，但我也觉得受宠若惊，仿佛他的举动已经表明：我身体里的每个细胞都相信，你身体里的每个细胞绝不会也永远不会死，如果非死不可，那让它死在我的身体里吧。通往阳台的那扇门半开着，他从外面拉开门闩走进来（那天我们都不怎么想说话）；他没问能不能进来。我该怎么办？难道要说不准他进来？就在此时，我举起手臂迎接他，告诉他我消气了，而且再也不生气了，绝对不会，然后让他掀开被单爬上我的床。这时，我一听到夹杂着磨刀石声的蝉鸣，就知道自己可以醒来，或继续睡，两者都好。做梦或睡觉，都一样，我会任选一种或两种都做。

我醒来时已将近五点钟。我不想打网球，也完全不想没有改编的海顿。该去游泳了，我想。

我穿上泳裤走下楼。维米尼坐在她家旁边的矮墙上。

“你为什么要去游泳？”

“不知道。我就是想。要不要一起来？”

“今天不行。他们强迫我，如果想待在外面就一定得戴这顶蠢帽子。我看起来好像墨西哥强盗。”

“维米尼，如果我去游泳，你要做什么？”

“看你游泳。除非你能扶我爬到一块礁石上，那我就坐在那里，弄湿我的脚，继续戴我的帽子。”

“那我们走吧。”

你从来不必请维米尼伸出手。她总会自然而然地伸出手来，就像盲人自然而然地挎着你的手肘那样。“只是别走太快。”她说。

我们走下楼梯。到礁岩那里，我找到她最喜欢的那块礁石，坐在她身边。这是她和奥利弗最喜欢的地方。这块礁石很温暖，我好爱下午的太阳照在皮肤上的感觉。“真高兴我回来了。”我说。

“你在罗马玩得开心吗？”

我点头。

“我们想念你。”

“我们指谁？”

“我。马尔齐亚。前几天她来找过你。”

“啊。”我说。

“我告诉她你去哪里了。”

“啊。”我又来了一句。

我感觉到这个孩子正仔细观察我的脸。“我想，她知道你没有那么喜欢她。”

争论这件事没有意义。

“所以呢？”我问。

“没什么。我只是替她难过。我说你走得很匆忙。”

维米尼显然颇为自己的机巧沾沾自喜。

“她相信你吗？”

“我觉得她相信。那不算谎话，你知道的。”

“什么意思？”

“就是，你们俩是不告而别的。”

“你说得没错，我们是不告而别的。我们这么做没什么特别的意思。”

“噢，我不在乎你。但是我在乎他。非常在乎。”

“为什么？”

“为什么，埃利奥？你必须原谅我这么说，但你从来就不是太聪明。”

我花了好一会儿才理解她这句话的意思。然后恍然大悟。

“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了。”我说。

“不，你还是有可能。我可就不一定了。”

我感觉到喉咙发紧，只好把她留在礁石上，慢慢进入水里。正如我预料。那天晚上我会盯着水看，会有那么一瞬间忘记他已经不在这里，忘记已经没有理由回头往阳台上看，尽管他的形象还没完全消失。然而，不到几小时前，他的身体和我的身体……现在他可能已经在飞机上吃过第二餐，准备降落在肯尼迪机场。我知道他在菲乌米奇诺机场盥洗室里最后一次吻我时，充满了悲伤。尽管在飞机上，饮料和电影能转移他的注意力，可是一旦只身在纽约的房间里，他也会再度感到伤心。我讨厌去想他会感到伤心，我知道他也讨厌看我在我们的卧房里伤心，那个卧房又太快变回我的房间。

有人往礁石这儿走来。我试着想点什么事好驱散我的悲伤，却想到一个讽刺的事实：我和维米尼的年龄差距，与我和奥利弗的正好相同。七岁。相差七岁，我想了又想，突然感觉到有什么几乎要在喉咙里爆裂。我潜入水里。

晚餐后电话铃响。奥利弗已平安抵达。对，在纽约。对，同样的公寓，同样的人，同样的噪音——很不幸，同样的音乐从窗外飘进来——你现在都能听得到。他把听筒伸出窗外，让我们感受一下纽约的西班牙韵味。一百一十四街，他说。要出去跟朋友吃晚餐。我的父母在起居室分别用不同的电话与他通话。我用的是厨房的电话。这里吗？嗯，你也知道啊。跟平常一样的晚餐宾客。刚走。对，这里也非常、非常热。父亲希望这对创作很有帮助。“这”指的是？跟我们一起住啊，父亲解释道。我这辈子最棒的事。如果可能，我想背件衬衫，外加一件泳裤和一支牙刷，跳上同一班飞机回去。大家都笑了。我们敞开双臂欢迎，亲爱的。玩笑的话，你来我往。你知道我们家的传统，母亲解释道，你一定要常常回来，即使只待几天。“即使只待几天”的意思真的就只是几天而已——但她是真心的，奥利弗知道。“allora ciao，oliver，e a presto123”她说。父亲大致重复了相同的话，然后补上一句：“那么，我让埃利奥跟你聊喽。”我听到两个电话分机挂上的咔嗒声，这表示没有其他人在线了。父亲多么圆融啊。但突如其来的独处的自由，跨越了类似时间障碍的东西，令我呆住了。他旅途还顺利吗？顺利。他讨厌今天的晚饭吗？讨厌。他想我吗？我没有问题可问了，原本应该想出比拿更多问题轰炸他更好的方法。“你想什么呢？”他的回答模棱两可——他怕有人不小心拿起听筒？维米尼向你问好。非常沮丧。我明天会出门替她买东西，然后用快递寄给她。只要我活着，就不会忘记罗马。我也是。你喜欢你的房间吗？还算喜欢。窗户面对嘈杂的院子，从来没有一丝阳光，几乎再也放不下什么东西了，以前不知道自己有这么多书，现在床也太小了。希望我们能在那个房间重新开始，我说。一起在傍晚时探出窗外，肩膀蹭肩膀，就像我们在罗马时那样——我的一生，天天如此，我说。我也是。带着衬衫、牙刷和乐谱，我就能飞过去，所以不要诱惑我。我从你房间带走一样东西，他说。是什么？你绝对猜不到。是什么？自己找找看。然后我说了——那并非我想对他说的话，然而沉默重重压迫着我们，这是停顿时刻最容易偷偷传递的东西。至少我说出口了：我不想失去你。我们会通信。我会从邮局打电话给你——那样比较隐秘。我们谈到圣诞节，甚至谈到感恩节。好，圣诞节。在这之前，他的世界和我的世界之间的距离，原本似乎比不上基娅拉曾经从他肩上撕起的那块皮的厚度，然而此时他的世界却飘到数光年之外那么远。圣诞节前可能都没关系。让我最后一次听听你窗外的嘈杂声。我听到尖锐而急促的声音。让我听听你那时发出的声音……一阵模糊、羞怯的声音——因为屋里有其他人，他说。我们都笑了。朋友正在等我一起出门。我希望他没打这通电话来。原本我想再听他呼唤我的名字。既然我们分隔这么远，我本来想问他和基娅拉之间究竟怎么了。我也忘了问他把红色泳裤放在了哪里。或许他忘记要给我，所以带走了。

通过电话之后，我先回房间看看，他有可能带走了什么能让他想起我的东西。我看到墙上有一块空白处，未发黄。愿上帝保佑他。他带走了一张可追溯至1905年前后的配框老式明信片，上面印着莫奈的崖径。那是我们早先一位美国夏季住客两年前在巴黎跳蚤市场淘到的，然后把它当作纪念品寄给了我。褪色的明信片最初是在1914年寄出的——背面有仓促手写的深褐色潦草德文字迹，收件人是位英国医生，旁边有那位美国学生自己用黑色墨水写给我的问候语：“有朝一日请想我。”那张照片会让奥利弗想起我第一次大胆说出真心话的那个早上；或我们骑车经过崖径却假装丝毫未察觉的那天；或我们决定在那里野餐，发誓不碰彼此，以便下午能更好地享受床上时光的那天。我希望他把那张明信片永远放在他眼前，一辈子，放在他的书桌前，床前，每个地方。钉在你去的每个地方。

谜底在当晚的睡梦中解开，一如前例。之前我从来没意识到，然而这件事显然已经存在整整两年。那个送我明信片的人叫梅纳德。某天下午一两点，他必定知道大伙儿都去休息了，就来敲我的窗户，问我有没有黑色墨水，说他的用完了，而他只用黑色墨水，他知道我也是。他走进来。只穿一件泳裤的我走到书桌前，把墨水瓶拿给他。他盯着我看，尴尬地站了一会儿，然后接过瓶子。当天傍晚，他把墨水瓶放在我阳台门口正前方。换作其他人，应该会再次敲门，把墨水瓶交还给我。当时我十五岁。但我不会拒绝他。我曾经在我们的某次谈话中，将山丘上最令我心仪的地方告诉了他。

奥利弗拿走他送的明信片，我才想起他。

吃过晚餐后一会儿，我看见父亲坐在早餐桌的老位子上。他把椅子转向大海，腿上放着新书的校样。他喝着通常喝的甘菊茶，享受着夜晚。他的身旁放了三大根香茅蜡烛。蚊子今晚来势汹汹。我下楼，跟他同坐。我们总是在这个时候一起坐坐，但过去这个月我冷落他了。

“跟我说说罗马的事吧。”他一看我打算坐在他身边就开口说。这也是今天他抽自己的最后一支烟的时刻。他有点厌烦似的把手稿丢到一边，透露着“现在我们要进入精彩部分了”的急切感，然后继续像恶作剧似的，用其中一根香茅蜡烛点烟。“怎么样？”

没什么好说的。我重复我跟母亲说过的话：旅馆、卡比托山、博尔盖塞别墅、圣克莱门特教堂和餐厅。

“吃得好吗？”

我点头。

“喝得好吗？”

再点头。

“做的事情你祖父会赞同吗？”我笑了。不，这次不一样。我告诉他在帕斯奎诺雕像附近发生的事。“好主意，在会说话的雕像前吐！”

“看电影了吗？去听音乐会了吗？”

我寒毛直竖，怕他可能在不自觉的情况下，把话题导向某处。我意识到这一点，是因为当他不断提出一些旁敲侧击的问题时，甚至在即将降临在我们生命中的事情真的发生之前，我就开始感觉到自己在不断地回避他的问题。我提到罗马的广场总是那么肮脏破败。炎热的天气、混乱的交通和四处可见的修女。某某教堂关闭了。到处都是破瓦残砾。草率的修缮。我还抱怨了那里的人、旅客，还有让无数带照相机、戴棒球帽的人上上下下的小型公交车。

“去看了我跟你提过的私人内院？”

我们没能去参观他提到的私人内院。

“替我向布鲁诺124的雕像致敬了吗？”他问。

当然。那天晚上差点也在那儿吐了。

我们大笑。

短暂的停顿。他又抽了一口烟。

此刻。

“你们拥有美好的友谊。”

这比我预想过的任何说法都大胆许多。

“对。”我回答，试着让我的“对”悬在半空中，仿佛被暂时窜出头、但终究会被力压的反方预赛优胜者刺激得情绪高涨一样。我只希望他还没听出我声音里的些微敌意、回避和似乎很疲倦的“对”，所以呢？

但我也希望他能听出我答案里没说出口的“对，所以呢”，然后抓住这个机会骂我一顿，就像他常常因为我对那些完全自认为是我朋友的人表现出的无情、冷漠和太过苛责的态度，而训斥我一样。接着他或许还会加上一段陈词滥调，说什么友谊多么难得，还有，即使相处过一段时间发现不好相处的人，多数还是要保持善意，而且人人都有优点可以分享。没有人是孤岛，不能自绝于他人之外，人们彼此需要，等等一堆空话。

但我猜错了。

“你太聪明，不可能不了解，你们之间所拥有的情谊，是多么稀有、多么特别。”

“奥利弗只是他自己而已。”我说，就像是在下结论。

“parce e c&039;était i, parce e c&039;était oi125”父亲引用的，是蒙田针对他与博埃西126之间的友谊所作的概括。

但我想的却是艾米莉·勃朗特的话：因为“他比我更像我自己”。

“奥利弗或许非常聪明……”我的声调不太真诚地提高了一些，再度宣告我们之间有一个该死的“可是”无形地悬在那里。现在什么都好，只求父亲别再引我继续走这条路。

“聪明？他不只是聪明而已。你们俩之间拥有的一切都跟聪明有关，也都无关。他很善良，你们俩都很幸运能找到彼此，因为你也很善良。”

父亲从来没有这样谈过善良。我因此卸除防备。

“我觉得他人比我好，爸爸。”

“我想他对你也有同样的评价，这会让你们都感到受宠若惊。”

他往烟灰缸倾身，弹了弹烟灰，伸手摸了摸我的手。

“接下来这段时间会很艰难。”他变了变声音，开始说。他的语气告诉我：我们不必讲出来，不过也别假装听不懂我说什么。

用抽象的方式表达，是向他道出真相的唯一方式。

“别害怕。该来的总会来。至少我希望如此。而且会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到来。天性自有其狡猾之处，能够发现我们最脆弱的地方。只要记得：我在这里。现在你可能什么都不想去感受。或许你从来都不希望去感受什么。或许我也不是你想倾诉这些事的对象。但是，去感受你所感受到的东西吧。”

我看着他。这时候我应该说谎，告诉他，他完全搞错了。我正打算这么做。

他打断我：“听着，你有一段美好的友谊。或许超越友谊。我羡慕你。从我的角度来说，大多数父母都会希望这样的事就此烟消云散，或祈求自己的儿子快点重新站起来。但我不是这样的父母。从你的角度来说，如果感到痛苦，就去抚慰，如果有火焰，不要扑灭，也不要残忍地对待。当退缩让我们整夜难眠时，它可能就会是个非常糟糕的选择，但眼见别人在我们愿意被遗忘以前先忘了我们，也好不到哪里去。为了以远超我们所需的速度被疗愈，我们从自己身上剥夺了太多东西，以致不到三十岁就枯竭了。每次重新开始一段感情，我们能付出的东西就会变得更少。为了不要有感觉而不去感觉，多么浪费啊！”

我张口结舌，很难接受这一切。

“我说了不该说的话吗？”他问。

我摇摇头。

“那再让我讲一件事。这么做能够扫除我们之间的芥蒂。我或许曾经很接近，却从来没拥有过你所拥有的。总是有什么东西在制止或阻挠我。你怎么过日子是你自己的事。可是切记，我们的心灵和身体是绝无仅有的。许多人活得好像自己有两个人生，一个是模型，另一个是成品，甚至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各种版本。但你只有一个人生，而在你终于领悟以前，你的心已经疲倦了。至于你的身体，总有一天没有人要再看它，更没有人愿意接近。现在的我觉得很遗憾。我不羡慕痛苦本身。但我羡慕你会痛。”

他倒吸了一口气。

“我们可能再也不会谈起这件事，但我希望你不要因为今晚我们的谈话而对我有成见。如果有一天，你想跟我聊聊，却觉得门是关上的，或者不够敞开，那我将是一个糟糕的父亲。”

我想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但他怎么可能不知道？怎么可能有人不知道？“母亲知道吗？”我问。我本来是要用起疑心这个词。“我觉得她不知道。”他的话意指：即使她知道，我相信她的态度应该与我无异。

我们互道晚安。上楼时我发誓有一天一定要问有关他人生的事。我们都听说过他年轻时交往过几个女人，对其他事情却一无所知。

我的父亲是另一个人吗？如果他是另一个人，那我是谁？

奥利弗信守承诺。就在圣诞之前，他回来了，并一直待到新年。起初他因为时差的关系累得不得了。他需要时间，我想。但我也是。他和我父母一起消磨了许多时间，然后是和维米尼——她因为觉得两人的关系完全没变而狂喜不已。我则害怕我们会不知不觉又回到最初，除了在院子里讲些客套话之外，回避和冷漠才是常态。他的电话怎么没让我为此做好心理准备？我是那个该为我们友谊的新进程而负责的人吗？我的父母说了什么吗？他是为了我才回来的吗？或者是为了他们？为了这栋房子？为了逃离？他是为了他的书回来的。他的书已经在英国、法国和德国出版，现在总算要在意大利推出。那是一本典雅的书，我们都为他高兴，包括b城的书店老板，他答应明年夏天要为奥利弗办一场新书发布会。“或许吧，到时候再说。”我们骑自行车路过停留时，奥利弗对老板说。这个季节，冰激凌小贩不营业。我们第一次离开崖径时（就是他给我看他的擦伤多么严重的那次），曾经逗留过的花店和药房也关门了。那些事都已经属于上辈子了。这个小镇空荡荡的，天空是灰色的。有一晚他和父亲长谈。他们很可能在讨论我，谈论我上大学的前景，或过去这个夏天，或他的新书。他们打开门的时候，我听到楼下过道有笑声传来，母亲吻了他。过了一会儿，有人敲我卧房的门，而不是落地窗——那么，那个入口就要永远封闭了。“想聊聊吗？”我已经在床上了。他穿了一件长袖运动衫，像是要出门散步的打扮。他坐在我的床边，我一定看上去很紧张，就像这个房间还属于他时，他第一次坐在我床边时那样。“今年春天我可能会结婚。”他说。我惊讶得说不出话。“可是你从来没提过。”“嗯，已经断断续续交往两年多了。”“我觉得这是天大的好消息。”我说。有人结婚总是天大的好消息，我为他们高兴，结婚很好，我脸上灿烂的笑容也够真实，即使不久之后我会明白，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说绝不是个好预兆。我介意吗？他问。“你在装傻。”我说。漫长的沉默。“你现在要到床上来吗？”我问。他小心翼翼地看着我。“就一会儿。不过我什么都不想做。”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再说吧，或许吧”的修正更新版。所以我们又回到原来的状态了？我有一种模仿他的冲动，却克制住了。他穿着长袖运动衫，躺在我身边的毛毯上。除了乐福鞋，什么都没脱。“你觉得这会持续多久？”他挖苦地问道。“不久吧，我希望。”他吻我的嘴，但不像在帕斯奎诺雕像后面，他用力把我压在圣玛利亚灵魂之母堂墙上时的那种吻。我立刻认出那种味道。我从来没意识到我有多喜欢这个味道或想念它多久了。在我永远失去他之前，为我的难忘事物清单再多记录一项。我正要钻出毛毯，他突然说：“我不能这么做。”他说，然后突然变换姿势。“我可以。”我回答。“对，但是我不能。”我的眼神必定冰冷如刃，因为他突然明白我有多愤怒。“我最想做的是脱掉你的衣服，至少抱抱你。可是我不能。”我伸出双臂环抱他的头。“那你或许不该留下来。他们知道我们的事了。”“我猜到了。”他说。“怎么猜到的？”“从你父亲的讲话方式。你很幸运。要是我老爸，一定送我去管教所。”我看着他：我还想要一个吻。

我本来应该，或许可以，抓住他的。

次日早上，我们的关系正式变得冷淡。

但那星期确实发生了一件小事。午餐过后我们坐在起居室里喝咖啡，这时父亲拿出一个牛皮纸大活页夹，里面塞了六份申请书，还有每位申请者的证件照。明年夏天的候选人。父亲想听听奥利弗的意见，接着他把活页夹传给母亲、我及一位偕同妻子来午餐的教授，也是父亲的大学同事——他去年也曾经为相同的理由来过。“我的后继者。”奥利弗边说边挑出一位优于其他人的申请者传给大家看。父亲本能地朝我这儿飞快瞥了一眼，然后立刻收回他的目光。

将近一年前，也发生过一模一样的事。梅纳德的后继者帕维尔在圣诞节来访，看过档案之后，他强烈推荐一位来自芝加哥的学者——事实上，他们很熟。帕维尔和屋里其他人都对一位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什么不好研究）竟然专攻前苏格拉底学派127的年轻博士后研究员没什么兴趣。我花了很长的时间看他的照片，然后因为自己没感觉而松了一口气。

现在回想起来，我完全确定，我们之间的一切，早在圣诞假期那时，已经在这个房间里开始了。

“我就是这样被选上的吗？”他带着一种诚恳、笨拙的率直问道，那种坦率总是能卸下母亲的心防。

“当时我希望是你。”后来那天傍晚，在曼弗雷迪载他去车站前几分钟，我帮他把东西装上车时，告诉他：“是我让他们选你的。”

那晚，我快速浏览父亲的柜子，找出装有去年申请书的档案夹。我找到他的照片。敞开的衣领、大波浪衬衫、长头发，带着一点电影明星不情愿被狗仔拍照的架势。怪不得我会盯着这张照片看。但愿我记得整整一年前的那个下午我有什么感觉——满溢的欲望旋即带来欲望的解毒剂：恐惧。真正的奥利弗，和一个接一个、每天穿着不同颜色泳裤的奥利弗，或赤裸躺在床上的奥利弗，或斜倚在罗马旅馆窗台前的奥利弗——阻挡在我第一次看见他的快照时，为他描绘的那个不安又困惑的形象之前。

我看着其他申请者的脸。这个也不差。我开始好奇，若换作其他人来，我的人生会有什么转变。我大概就不会去罗马了。但我可能会去其他地方。我可能会对圣克莱门特一无所知。我可能会发现其他我已错过而且再也无从知晓的东西。也可能不会有改变，可能永远不会成为今天的我，可能会成为另一个人。

我想知道另一个人如今已变成谁。他会更快乐吗？我能否浸入他的生活几小时、几天，自己体验看看？不仅是要测试一下另一种人生是否更好，或者估量一下我们的人生如何因为奥利弗而渐行渐远，而且是要深思一下：如果有一天我有机会匆匆见上他一面，我会对另一个我说什么。我会喜欢他吗？他会喜欢我吗？他或我能理解为什么对方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吗？他或我会惊讶地得知，事实上我们都曾分别遇见过这样、那样或男或女的奥利弗吗？而且不管那年夏天谁来跟我们同住，我们依然非常有可能是同一个人吗？

母亲讨厌帕维尔，并且有可能会迫使父亲拒绝帕维尔推荐的任何人选，从而扭转了命运。我们或许是谨慎的犹太人，她说，但这个帕维尔是反犹太主义者，我不准再有任何反犹太主义者踏进我家。

我记得那段对话。那段话也铭刻在他的证件照上。所以他也是犹太人，我想。

接着，我在父亲的书房里做了当晚我一直想做的事。我假装不知道这个叫奥利弗的家伙是谁。这是去年圣诞的事。帕维尔仍在努力说服我们接待他的朋友。夏天尚未到来。奥利弗会搭出租车来。我会帮他拿行李，带他去他的房间，领着他走下通往礁石的阶梯到达海边。如果时间够，我会带他四处参观我们家远至老火车站的地产，然后说说住在悬挂萨伏依王室标志的废弃火车里的吉卜赛人。几周以后，如果我们有时间，我们可能会骑自行车到b城。我们会停下来吃茶点。我会向他介绍那家书店。接着我会带他去莫奈的崖径。一切都还没发生。

第二年夏天，我们听说他结婚的消息，我们寄了礼物过去，我在里面加了一小句箴言。夏天来了又去。我常常想告诉他有关他的“后继者”的事，并渲染各种与我共享一个阳台的新邻居的故事。但我什么也没寄给他。我一年后真正寄的唯一一封信，是为了通知他维米尼的死讯。他写信告诉我们他多么难过。当时他在亚洲旅行，所以信寄到的时候，他对维米尼过世的反应与其说是安抚了尚未愈合的伤口，不如说更像是轻轻擦破了已经愈合的伤口。写信跟他谈维米尼，仿佛正在穿过我们之间最后一座步桥，尤其在我们显然不会再提我们的过往以后，或者，因此，我们甚至连提都不提。如果积极跟所有过往住客都通信的父亲还没告诉他，那么我也会写信跟他说，我即将去美国的哪所大学读书。讽刺的是，奥利弗把回信寄到我在意大利的住址；这是另一个延误的原因。

接着是几年空档期。如果我用床伴来为自己的人生加标点，如果这些人可以分为“奥利弗之前”与“奥利弗之后”两类，那么人生所能赠予我的最大礼物，便是将这个时间分隔标记往前挪了。许多人帮我把人生区分为某人之前与某人之后的两部分，一些人带来欢喜和忧伤，一些人迫使我的人生偏离了原来的轨道，其他人则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因此长期如天平支点般隐约出现的奥利弗，最终有很多后继者。这些人或让他失色，或将他降格为一座早期的里程碑，一条不重要的岔路，或是在前往冥王星或更远处的旅程途中一颗炽热的小水星。想不到吧！我可能会说：认识奥利弗的时候，我还没跟某某邂逅呢。但人生少了某某，根本无法想象。

有一年夏天，收到他最后一封信之后九年，我在美国接到父母来电。“你一定猜不到谁来我们家住两天。就住在你的旧卧房。而且现在就站在我面前。”我当然早就猜到，却假装猜不出来。“你拒绝说你已经猜到了，其实已经透露了许多事实。” 道别前，父亲窃笑着说，接着父母争论谁该把电话交出来。总算传来他的声音。“埃利奥。”他说。我听见父母和背景中小孩的声音。没有人会这样呼唤我的名字。“埃利奥。”我重复，意思是我在听，也为了点燃我们过去的游戏，证明自己什么都没忘。“我是奥利弗。”他说。他已经忘了。

“他们给我看照片，你没变呐。”他说。他谈起自己的两个儿子，分别是八岁和六岁，此刻正跟我的母亲在起居室里玩。说我应该见见他的妻子，说他很高兴又回到这里。你不明白，不会明白的。那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我说，假装以为他是因为地方而感到快乐。你无法明白我到这里来有多快乐。因为信号的关系，他的话断断续续。他把电话交还给母亲，母亲跟我讲话之前，仍亲切地对他说话。“a s&039;è tutto os128”她最后对我说。“真希望我跟你们大家待在一起。”我回答，为了一个几乎已完全不再想起的人而激动不已。时间让我们变得多愁善感。或许，到头来，令我们受苦的就是时间。

四年后，经过他所在的大学城，我做了件不寻常的事。我决定露面。我坐在他下午授课的讲堂里，下课后，趁他收拾书本、把散落的纸张收回文件夹时，我向他走去。我不会要他猜我是谁，却也不打算让他好过。

有一个学生想问他问题，所以我在旁等候，好不容易那学生总算离开了。“你或许不记得我了。”他略微眯起眼猜想我是谁时，我开口说。他突然变得冷淡，仿佛害怕我们是在他不愿想起的地方认识的。他一脸踌躇、讥讽和质疑，还有一抹不自在和不安的微笑，仿佛在预演一场“我恐怕你认错人了”的戏码。接着他停顿了一下。“老天爷——埃利奥！”是我的胡子让他感到困惑，他说。他拥抱我，轻轻拍了几下我毛茸茸的脸，仿佛我甚至比多年前那个夏天还年轻。他拥抱我的方式，是他走进我的房间，告诉我他快要结婚那一晚做不到的。“多少年了？”

“十五年。昨晚我来这儿的路上数了一下，”接着我补充说，“不是真的啦。我就知道。”

“十五年了。看看你！”

他又说：“嘿！来喝一杯吧。来我家吃晚餐，今晚。见见我太太和我儿子。拜托，拜托，拜托。”

“我很乐意……”

“我得去办公室放东西，然后我们就走。走到停车场的那段路很漂亮。”

“你不明白。我很乐意。可是我没办法。”

“没办法”不是说我没空拜访他，而是我做不到。

他一边继续把文件收进皮包里，一边看着我。

“你一直没有真的原谅我，对不对？”

“原谅？没什么好原谅的。如果有什么，那就是我对一切都很感恩。我只记得好的部分。”

我在电影里听过这种话。那些角色似乎都信以为真。

“那是为什么？”他问。

我们离开教室，走进公共草地，从那儿看得见，东岸秋季漫长慵懒的日落在邻近山丘上投射出一道橘色的光。

我要如何向他或向自己解释，为什么尽管我的每一部分都渴望去他家，拜访他的家人，但我却做不到？奥利弗的妻子。奥利弗的儿子。奥利弗的宠物。奥利弗的书房、书桌、书、世界和生活。我在期待什么？一个拥抱，一个握手，一个例行公事的“欢迎老兄，幸会啊”，然后是那句无可避免的再说吧？

有可能会见到他的家人，让我惊慌失措——太真实，太突然，太直接了，演练得还不够。过去几年来，我一直把他存放在永恒的过去，视他为过去完成式的恋人，将他冰存，以回忆和樟脑丸填满他，就像在与夜的幽灵交谈的动物标本。我偶尔把他拿出来掸一掸灰尘，再放回壁炉架上。他不再属于尘世或生活。此时我发现，不只是我们选择的路相距有多远，还有即将向我袭来的失落有多大，无非是这些东西而已。我不介意用抽象的术语去思考这份失落，但被盯着看却令人心痛。在我们已经不再想起已经失去的，或许可能也不会再在乎之后很久，怀旧之情仍然令人心痛。

或者我是在嫉妒他的家庭、他为自己成就的人生，还有那些我从未被分享也不可能了解的事物？他渴望过、爱过和失去过的东西，当它们遗失时，他感到崩溃，当他拥有它们时，我却未能在现场见证，并且对它们一无所知。当他得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不在场；当他放弃时，我亦缺席。或者其实更简单？我就是来看看自己对他还有没有感觉，是否仍有感情存在。问题是，我也并不想还有任何感情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