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1/2）

九三

报纸上说的，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了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我不知道什么是生活真相，什么是英雄主义，对爱不爱生活这个说法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好的。要我说，生活像人，有时或有些是让人爱的，有时或有些又是不让人爱的，甚至让人恨。总之我对这话并不太认可，但我一直记着它，因为这是我向前妻求爱时说的一句话，也是她临终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我说过，刚出来时，我曾在鞋厂打过六年工，给鞋子打孔钉扣的事，我闭着眼睛都能做得好，可其他事仍一窍不通。多数工人都这样，只会一门手艺。这是行规，都会了，有人就会自立门户，单干，搞个小作坊也比工钱挣得多。这是做老板的最忌讳的，最基础的私心和防备，可以理解。刚进厂时我有位师傅，是个女的，比我大两岁，父母曾是浙大教授，母亲是福建泉州人。她打小在外婆家长大，会说一口闽南话，也染上当地一些口语，比如“天乌乌”“人生海海”什么的。我们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一个月下来，我十个手指头被齿状的鞋扣咬得血淋淋，当牛作马的生活让我对生活只有恨，没有爱——爱被我恨死了，葬在大海里。

有一天，工头用西班牙语叫我做一件事，我听得半懂不懂，做错了，挨了两耳光。我很委屈，他明知我刚出来，西语不好，他会中文不说，偏装洋人，说洋话，还学洋鬼子，打人。我觉得这日子不过也罢，便罢工，罢吃，等着被开除，流落街头，挨饿冻死。她给我带来饭菜，给我看一张报纸，上面用红线画着一句话，劝我收场。那时也没有中文报纸，报纸是西语的，她在报纸的空白处写着中文，就是那句话。

不愧是教授女儿，她学习能力很强，我遇见她时她已经能用西语跟人吵架。我的西语都是她后来教的，一边做工一边教，看报的习惯也是她带我养成的。而当时，我连中文也没学好，我初中没毕业，也没见过世面，哪能领会这么文雅精致的名言锦句。我看着一个个认识的字，却不知道什么意思，问她。在她看来这是一句大白话，大白话像公式一样的，不好解释的。她没招接招，接到一句俗话上，说：

“人生海海总知道吧，就这意思。”

一个十七岁的乡下傻小子，付得出死的勇气，却拿不出活的底气——当时我连“人生海海”也不知什么意思。她扑哧一下笑了，告诉我这是一句闽南话，是形容人生复杂多变但又不止这意思，它的意思像大海一样宽广，但总的说是教人好好活而不是去死的意思。

她说：“如果因为生活苦而去死，轮不到你，我排在你十万八千里前。”

后来我知道，她家里很惨的，父亲被红卫兵打死，她哥哥去报仇，打死一个红卫兵，自己也被红卫兵打死。红卫兵分两派，一派杀上门，要斩草除根；一派暗中报信，想帮她和母亲逃走。她连夜逃走，母亲死守丈夫和儿子的尸体不肯走，宁死不走，结果受尽折磨，以死求了解脱。她逃回福建老家，东躲西藏，最后走投无路，只好用年轻的身子抵出头费，逃了出来。

人生海海，我们像海滩上的两粒沙子一样相遇。人生海海，我们同吃同工三年后，她离开鞋厂，用几年的工钱租下一个小铺子，炸油条卖。这是一次鼓足勇气的冒险，因为当地华人不多，愿意花钱的华人更少，搞不好炸出来的油条只有自己吃。但她很聪明能干，对油条样子作了修改，改小，小得像一根大薯条，然后配上巧克力酱，蘸着吃，一下符合了老外口味，生意做成了。

铺子就开在鞋厂附近，我们回宿舍必经的一条小街上，我眼看着她生意越做越好，心里替她高兴。她知道我没工钱，每次看见我都叫我进去免费吃。我不好意思，有时她会主动送我一袋，说是卖剩的。交情就这样一点点加深，后来她实在忙不过来，邀我去做她帮手。那时我已付清龙头的钱，她出的工钱也不比鞋厂少，就没犹豫，去了，吃住在她铺子里。半年后的一天晚上，我主动向她求爱，让她很诧异。

她说：“你不知道我的情况吗？”

我说：“知道。”

所谓情况就是她和龙头的关系，龙头一年来这里三四次，来了就把她带走。厂里人都知道，她是龙头的小鸟。这是过去造成的，我觉得她现在应该改变这个情况——当时我就是这么说的，你要改变这情况。她说，你不怕人笑话你吗？我说，我死都不怕怎么怕人笑话。她说，不，这对你不公平。我说，难道龙头对你公平吗？她说，我会改变这个情况，但不是在这里，更不是和你，等我攒足钱，我要离开这里，重新开始生活。我说，那我们一起走吧，铺子离不开我。我说了很多都没能说服她，直到想起她写在报纸上的那句话，我稍加修改，把“生活”改为“你”，对她说后，她才流着泪对我说：

“我以后会一辈子对你好的。”

我说：“你以前就对我好了。”

她说：“以后会更好更好。”

真的，我前妻人很好，就是命苦。我们结婚才七个月，她不幸走了。那时我们已经搬到马德里，同样的铺子，在这里犯上水土不服的毛病，生意惨淡。为了节约成本，我们不买城里的面粉，到百十公里外的农场直接批量进货。后来又心疼租车钱，我前妻卖掉了她从父亲遗体上摘下的金戒指，买了一辆破货车。这车真是太破了，连刹车都不灵光。不灵就不灵吧，我们开慢一点就好了，反正生意清淡，我们有的是时间。为了开办这个新铺子，她花光了所有积蓄和才干。我们老铺子生意好好的，干吗要路远迢迢迁到这儿来？不就是为了给我一个男人的面子，这里没人知道她的过去，她是干净的，我是体面的。没想到，我的面子要她付出生命的代价，这破车！

有一天，我们刚上完货，开出农场没一公里，下坡时，本来不灵的刹车彻底不灵，破车变成一头疯牛，开进草地里依然把我们惊恐的叫喊声当耳边风。当时我还不会开车，是妻子开的，她怀孕已六个月，肚子明显挺出来，有时会碰到方向盘。我曾跟她开玩笑说，你是世上最牛的司机，可以用肚皮开车。她说，我们孩子将来一定是个赛车手，没出生就学会开车了。当然那时我们不可能再说这些，那是刹车仅仅不灵时，现在刹车彻底完蛋了，我们吓坏了。她叫我跳车，我叫她跳。她说我这肚子连走路都走不好，怎么跳车，你跳吧——她对我大声吼叫，我比她吼得更响——

她说：“你快跳！不跳可能就死了。”

我说：“我可以死！你不能死，你要给我生儿子。”

她说：“那我们只有一起死了。”

我说：“那我们就一起死吧。”

可最后死的是她，我只是擦破了一块皮，她的血从下面流出来，也从嘴里流出来。她撞破了肝脏，在这远离城市的乡下派直升飞机来救也来不及，只来得及跟我作临终告别。当时我们流的那个泪啊，那个哭啊，就不说了，就说说话吧。

她说：“我真该死，没把孩子给你留下来。”

我说：“你不能死，你死了我跟你一起死。”

她说：“你不能死，你死了连给我上坟的人都没有，我的亲人都死了。”

我说什么呢？我就是哭，像傻子一样哭，看着她越来越苍白的脸，抱着她越来越轻的身子。她十几斤体重——也许是几十斤——就在几分钟内钻进了草地，化作了泥土，而我只能像傻子一样哭，他妈的，我们的命真苦啊！

她真是个苦命人，却总给人好命，给我好命，如果当初没有她劝我去跟工头低头道歉认错，我可能早冻死在巴塞罗那的大街上；如果当时没有她苦苦劝我活下来，我可能就会就地挖个坑，把她抱进去，然后抱着她等死。爱人和孩子都没了，我还活什么活，活不就是受罪嘛。可是她说，她用最后一丝力气对我说：

“记住，人生海海，敢死不叫勇气，活着才需要勇气，如果你死了，我在阴间是不会嫁给你的。记得当初你向我求婚时是怎么说的？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了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她把“你”又改掉，改回原样，然后告诉我，这是一个著名作家说的，叫罗曼·罗兰，她看过他两本书，抄下了他一本子话，其中就有这句话。她说：“你要替我记住这句话，我要不遇到它，你也一定遇不到我，死几回都不够。”

我知道她说的意思，就是这句话给她勇气，让她一直含着屈辱和仇恨活着，并对生活依然充满向往，单枪匹马去闯生意，创生活。她对我说过，如果待在厂里她一辈子都摆不脱龙头的纠缠，即使纠缠脱了阴影也散不了，她必须去挣钱，用钱做翅膀远走高飞。这些我都知道，我不知道的是生活为什么对她这么无情，多好的一个人啊，命为什么这么苦？

那天夜里，在上校的玩具间，我辗转反侧，像一头吃撑了的牛，不停地反刍着林阿姨和自己的过去，反刍着作家的那句话。其实那张报纸上根本没那句话，是她要送我这句话，用报纸的名义说，可以增加它的权威性，反正我也不懂西语。真的，我前妻真的是个好人，就是命苦，像上校。

九四

父亲和我长时间的谈话屈指可数，他一辈子对我说话最多的就是那次：一九九一年，我第一次回家，在上校人去楼空的家门前那次。那次谈话的中心是上校，我问他谈；谈完上校后谈我，他问我谈，谈我在国外二十二年的辛酸苦辣，当中自然谈到我前妻，谈到那次车祸的生死离别。

听了这情况，父亲眼睛倏地发亮，没有悲伤，只有侥幸的欣然，对我说：

“难怪你能活着回来，是她替你死了。”

我想说，是我替她在活，但话到嘴边被我咬住，不想说。父亲的冷漠和自私让我觉得对不起前妻，而我宁可对不起自己也不愿对不起她，她是藏在我心中最深的痛，也是爱，我不许父亲在她面前失礼，给我丢脸。

多年后，我挣了钱，我把前妻的遗骸带回国，想和我爷爷、母亲他们几位亲人安葬在一起，也是将来和我葬在一起的想法。故土是热的，她孤零零一个人待在国外，太凄冷了，让我心疼。那是二〇〇〇年，大热天——我专门挑选大热天，就是要她忘掉冷——父亲闻讯后居然冒着耄耋之年随时可能死在山上之险，上山阻止我，坚决不准，我怎么劝说都不行，乃至以死相胁，把我气得要死。父亲反对的理由是：她是我家的救星福星，我以前能躲过死劫是因为她替我死了，我后来顺风顺水挣了钱，是她在阴间护着我。

我说：“正因为这样我们要善待她，把她当亲人待。”

父亲说：“死鬼比活人讲道义，我们家在村里作的孽太多，这坟山上的阴鬼都在诅咒我们，你把她葬在这里等于送进狼窝，害她。你害了她，就没人保佑你了，也等于是害自己。”

父亲已经被家里接二连三的灾难吓破胆，变得神神叨叨，入了魔，我有一千个理由和恳求都说服不了他。好在后来我总算在杭州南山公墓里找到她父母的墓碑，跟她父母葬在一起也是个好的选择。但她父母死去三十多年，四周都是别人的墓，要紧挨在一起完全不可能。最后我把整个墓地转个遍，寻到一个墓位，可以跟她父母遥遥相望，我想这应该是她乐意的。而且，我索性把她旁边两个墓位也买下，留着以后给我和现在的妻子用。我们仨葬在一起，可以用西语说悄悄话，这边人谁都听不懂。我觉得这是个不错的安排，只是这意味着我也成倒插门女婿了。看来这就是我们兄弟的命，不是死在村里就得离开村里，正应了父亲的魔道。

说是遗骸，其实只是尸体火化残存的几片骨渣。现在火化设备好，尸体都烧成灰，那时做不到，会遗一些碎骨残片。时值盛夏，骄阳似火，偌大的墓地静得可以听到烈日烧地的声音，嘶嘶腾腾地冒着热气。四周都是死者阴人，只有我一个大活阳人，整个过程：铲土，挖穴，填土，铺砾，立碑，焚香，一切我都亲自动手，忙了我两个多小时。遗骸历经二十多年的地下腐烂，与泥土木屑难分难解，早已不成样，但我在抚摸它们时仿佛依然感受到自己的体温，辛酸的往事在我心里翻江倒海。我曾有三年时间一直随身携带着前妻的骨灰。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我为什么不给它入土？因为没钱，又不想随便处置它。

我们把铺子从巴塞罗那迁到马德里，已花光所有积蓄，到马德里又没挣到钱，一直做着青黄不接的生意，过着青黄不接的生活。生意是靠妻子撑着的，她去世后，我一个人开不了铺子，租不起房子，只好都退掉，过流浪汉的生活，露宿街头，靠垃圾堆里的过期食物填饱肚子。经常跟垃圾堆打交道，后来我也从垃圾堆里发现挣钱的门道。国外的垃圾堆尤其是富人区的垃圾桶里，经常有一些在穷人眼里值钱的东西，春夏秋冬的衣帽鞋袜，厨房里的锅碗餐具，甚至连收音机、唱片、唱机都有。

有富人区必有穷人区，而且穷人总比富人多。

报纸上说，穷人区是大海湾，漫无边际，富人区是小湖泊，一小时可以绕一圈。多年在穷富区间穿梭往来的经验告诉我，这不是夸张的说法，而是很形象贴切。不论春花秋月，白天黑夜，我都随身带着妻子的骨灰，她比任何一个活人都安慰我，给我活下去的力量。我从垃圾里找吃找钱，等待有一天可以凑够钱，给她买一块像样的墓碑，葬一个像样的墓地。今天我可以给所有亲人买一块大墓地，可那时一块小小墓碑对我来说比马德里的太阳门广场还要贵，等三年都凑不够钱，倒等到一个愿意帮我凑够钱的人。

有一天，我照例在街头溜达，目光是不会看人的，只看路边的垃圾和垃圾桶。突然，有人叫我，声音像穿越了千山万水，从遥远的中国传来，而且有一种蜜糖的甜香味。这太稀奇了，我已经有实足三年，只跟女人说话，却不见哪个女人跟我说过话，更不要说叫我的名字。我说话的女人是不会说话的妻子，她一直待在我时刻不离身的挎包里，里面用三层纤维纸包着，外面裹一层雨衣布，保证不会飞出一粒灰，不会被雨水淋湿。我以为是幻觉，声音却又响起，而且离我更近。

循声看去，我看到一个个头矮小的姑娘——对了，那也是夏天，天正好在下小雨，她穿得少，打着伞，看上去更矮小，像个中学生，走路一蹦一蹦的。我认不出她来。那些年我眼里只有垃圾，没有人，更没有女人。她对我报名字，我还是想不起。长年跟垃圾相处，把我处得也像垃圾一样没用了，所谓近墨者黑嘛。直到她说起我妻子名字，说起已经被我退掉的铺子，我才想起她。她是青田人，算是我们浙江老乡，铺子开着时她时常来买油条，便认识我们夫妻俩。那时我们不知道她的来历，只是看她走路的样子，有一点跛，不明显，但还是看得出来。

后来我知道，她父母是最早到西班牙的老一代华人，她出生在这里，幼时得过小儿麻痹症，家里穷，没得到及时治疗，用她自己的话说：上帝把她的左腿借去了一寸，却赖皮不还她。她似乎很怀念我们的油条，跟我攀谈起来。老天帮忙，雨转眼间下大了，她把一半伞位让给我，拉近了我们距离。雨水淋湿了她一只衣袖，我的遭遇淋湿了她一颗同情心。她答应给我找份工作。马德里的华人比巴塞罗那多，在城南era一带甚至有一个相对集中的华人生活区，她在这儿土生土长，熟悉情况，有些门路，有信心给我找份工作。她说，至少比你现在捡垃圾好。我拍拍挎包说，没人会要一个随身带着妻子骨灰的穷光蛋的，华人是最讲迷信的，这多晦气。然后说到安葬——我还没有攒够安葬费。她问我差多少，我说大概多少。

她说：“我借你。”没犹豫的。

我说：“算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还。”

她说：“你有了工作很快就可以还的。”

后来也不需要还了，因为她成了我妻子，我现在的妻子。我当然问过他，为什么愿意嫁给一个“垃佬”——中国人叫拾荒匠，倒是很文气的称呼，比垃佬好听。她说一个可以把妻子骨灰随身带三年的人，一定是个好丈夫。说到底，还是前妻给我暗暗铺的路。这路一直走到今天，并且越走越好，好得比做梦还好，好得让那些垃圾都不可思议，它们居然有那么大本领，可以让一个穷光蛋发家致富，开三家公司。

报纸上说，当今的中国是最有“钱途”的时代，任何人都可以挣到钱。看到这句话时我心里嘿嘿笑，想它是不是就在说我呢？虽然因为生活需要，我已加入西班牙籍，但我心里从不认为自己是那边人，如果中国政策允许，我会在第一时间放弃新国籍，恢复老国籍，甚至是村籍。

九五

现在是北京时间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日。

现在我们村被命名为历史文化古村，政府投几个亿关停了大源溪两岸的所有造纸和冶炼厂，溪水又干净得可以洗澡，成群的柳条鱼在黄昏时翻出银亮的肚皮，让我想起小时候用铁丝抽鱼的情景；山上的天坑石塘里种满爬墙虎、凌霄等爬藤植物，远看和绿色的山体连成一片，不像以前是一块疤。对我们村，政府又投几千万进行改造，把我们老祠堂修葺一新，把水泥路又改回原先的石板和鹅卵石路，把包括我们家的所有老房子修的修、补的补，统一作仿古修缮，看上去真有古村落的样貌。

大多数人家都在溪对岸，前山脚下，造起新房，老村子成了一个旅游景点，每个周末都开来旅游大巴，带千里万里远的客人来观光，吃土菜，喝米酒；春天看竹笋尖尖破土而出；夏天进山打野猪——有人专门养的野猪；秋天摘野山柿野山枣——对不起，要称斤付钱的；只有冬天村子是安静的，还给本村人。

全村最气派的房子是野路子的，他把小吃店开进杭州城里，开成大饭馆，用他自己的话说：日进斗金。可能吹点牛，但钱绝对没少赚，这从他房子的气派上可以看出来。他把以前我们学校的地盘全部买下，把教室、食堂、柴屋（关过上校的屋子）、厕所统统拆光，按照美国人的图纸，造起一栋带桑拿房的洋楼，接待过几任镇长书记，也经常接待我。我做成生意后，经常回家，去得最多的地方是他家。每次去他家，对我做生意都是有形的激励、无声的鞭笞。

我的生意说起来难听，买卖垃圾。这是我老本行，但今非昔比，以前我的垃圾是捡的，卖给穷人，现在我的垃圾是买的，卖给富人：造纸、冶炼、服装等厂的老板。我便宜买，不便宜卖，中间差价一大半开销掉：车船运费、人工工资、场地租金等，一小半进我口袋，一次挣得并不多，但细水长流就可观了。人生如戏，每一出戏都明里暗地连好的，如果我没有三年流浪汉的垃圾生活，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垃圾生意；曾经垃圾让我丢尽脸面，如今垃圾加倍地偿还我尊严。

我被家乡的报纸采访过，记者在文章里写道：垃圾是时代之于我的隐喻和象征，我一生起落沉浮，波峰波谷，都在垃圾里悄悄地说。我不懂前面的话，后面那些是真实的，符合我的。记者在那文章里也写到，我做垃圾生意的灵感来自于表哥一句话。这也是真的。一九九一年，我第一次回国，去邻村一家造纸厂看在那里打工的表哥，春寒料峭，他赤个膊在卸一大卡车货，货都被统一打成方形大包，外面包一层灰色的仿蛇皮纸，看上去沉实得很，把表哥折腾得热腾腾的，头发被汗水蒸得乱蓬蓬的。我问这是什么货，他说是从美国运来的洋垃圾，美废。

我问：“你们造纸厂要垃圾干什么？”

他说：“垃圾是个宝啊，你有本事能把你那边垃圾搞到国内，保你发洋财。”

他告诉我现在这里所有厂都需要垃圾，他的工作就是把垃圾进行分类，废纸归废纸，金属归金属，塑料归塑料，能当旧货卖的归一类。旧货翻新后可以当商品直接卖，金属卖给冶炼厂，塑料卖给化工厂，废纸留下来打成纸浆，造好纸。总之，都能卖，都是钱，垃圾里藏的是人们美好广阔的前途。

说说容易，做起来难，尽管我有三年垃圾生活经验，给我做垃圾生意提供了一定条件，但也不是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的。直到五年后，我才运回第一批垃圾，八个集装箱，从宁波北仑港上岸，就地卖给中间商，获利八万元人民币。这是我今生赚的第一批大款，然后一生二，二生三，生意越做越顺，赢利也越来越大。二〇〇一年，我正式成立公司，炒掉中间商，自己租车租人，直接送货上门，把中间商的利润也收入囊中。我身边有的是劳力，一堆表哥表弟和他们的后代嗷嗷待哺。于是二〇〇三年，我成立第二家公司，在北仑港码头附近租下场地，对垃圾进行分类后再出售，又加收一层利润。我在节节胜利中发现自己有做生意的天赋，我谨慎而大胆，精明而能干，而且善于看人、用人、培养人。

一九九一年，我第一次回来时，父亲以为马德里是可以骑马到的，临走时一定要我把二哥孤苦伶仃的儿子领走。

他说：“他待在这鬼屋里，早迟要被鬼带走，不如你领走。”

我说：“下次吧。”

他说：“下次是什么时候？”

我哪知道？那时一张机票要我几年的拼命和节省，领他走真不知要等多少年。五年后我从垃圾里挣到第一笔钱，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侄子领走，了了父亲一件心事。他曾是我西班牙公司的一把手，很称职的一把手，是我一手培养出来的。他十分孝顺爷爷，六年前他把公司业务都交给我儿子，带着老婆孩子回国创业，理由是要陪爷爷安度晚年。爷爷却坚决不让他进老屋，怕他染上晦气，功亏一篑。为此，他专门在溪对岸造一栋新房子，隔三岔五回来，把爷爷接过去住一两天。父亲怕我们去老屋，自己却坚守老屋，目的是要把鬼留在自己身边，别去找我们，是甘为我们当替死鬼的意思。他认为这些年我生意能做得这么好，风调雨顺，家里平平安安，靠的是他每天跟鬼死缠烂打，不让鬼出门来找我们。

有一次他跟我悄悄说，我们家里有四个鬼，每一个鬼的长相他都能描述出来，有一个长三只眼，有一个头上长角，有一个长一身白毛白发，有一个有头没脸，只有一头披肩拖地的长发。事隔没几天，他又跟我说，我们家里有三个鬼，全是男鬼，他又要对我描述每一个鬼的长相，被我打断。

我说：“上次你说是四个。”

他说：“被我搞死了一个。”

事实上，有时他又把鬼说成五个、六个，到底是多少个，只有鬼知道，我相信他是一定不知道的。只要不谈起鬼，父亲头脑是清楚的，算得了数，记得住事，有些我小时候的事忘了，问他，全能告诉我，尤其是上校的事，记得一清二楚。但只要谈起鬼，我看他的智力并不比上校高多少。上校是被活人逼疯的，他是被死鬼吓傻的，在看不见的鬼面前，他胆小如鼠，时常吓得神志不清，同时又胆大包天，敢一夫当关，英勇得很——我可以把这理解为父爱，但说真的，父亲缺乏爱人的能力。

报纸上说，爱人是一种像体力一样的能力，有些人天生在这方面肌肉萎缩。看到这句话时我脑海里首先跳出的形象是父亲，然后是上校：上校是父亲的反面，天生在爱人这方面肌肉发达。两人完全是对立类型的人，也许正因此才互相吸引，能做好兄弟。我这辈子没交到上校这样的好兄弟，但两任妻子都属于上校型的，这就够了。报纸上说，这世上最好的朋友是钱，我一人赚两头，就更够了。

九六

因为生意需要，也因为生意挣了钱，后来我常回国。回国一般都会顺便回家看看，回去免不了要看到小瞎子，他是村里最早一个“游客”，整天无所事事，东游西逛，逛累了就在祠堂门口待着，看人来人往，看人眼色，等人逗他、怜他。逗他的人不会怜他，怜他的人不会逗他。但对他来说，逗他其实也是怜他，因为太无聊了，无聊到被人奚落、看洋相也是他的乐处。

第一次回去时，我心里装满了两个愿望：先是家里一切都好，再是小瞎子一切照旧。我怕他被医好病，所以看到他老样子，尽管很可怜——皮包骨头的瘦，一辈子没洗澡的脏，脸上满是树老皮厚的疙瘩，还有一道长长的疤——可怜巴巴地看着我，却丝毫不让我同情。我闻着他身上散发出来的熏人的臭，心里不由喜悦起来，像他是一块臭豆腐，我是一个饥肠辘辘的食客。我想对他说：“小瞎子，这是你应有的下场，我回来就想看到你这种下场，这是你为我二十多年的逃难受苦应该付出的代价。我的逃难有尽头，你的落难无尽头，老天是公正的，给了我最好的回报。”

当然我没说。不说不是我怕得罪他，而是怕自己失去体面。有一次我差点说了，我觉得为泄放积压心头的多年之恨，裸一次身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什么体面，还不都是为别人套的行头，我干吗不放肆一回？我需要这个礼物，一次犒赏。可我在这么想的同时，感到自己正在成为世上最孤独的人：二十二年过去了，村里人包括父亲都原谅了他，只有我孤独地停留在过去。孤独让我变得胆怯，不敢去领赏。我说过，那次回来，即使回到马德里后，我依然把对他的恨留在村里，咒他早死。

小瞎子能活下来，不冻死，不饿死，全靠他父亲壮烈的死。老瞎子算了一辈子命，真正算清楚的只有自己儿子的命，他知道自己死后儿子废物一个，活不成，要活下去，必须靠村里有人发大慈悲，小慈悲都不行。小慈悲是同情心，是眼里冒出来的，触景生情，有一搭没一搭的，不成流。大慈悲是责任心，是心底长出来的，因缘而生，细水长流。他要给全村人埋下一个缘故，心里种下一份责任，去世前在祠堂门口长跪不起，胸前挂一块牌子，写一段话，见人就说：

“全村的父老乡亲，我该死，对上校作了恶，罪该万死。我死了就去天上给你们看门守家，只拜托你们看好我儿子，让他活个天寿。他死了照样去天上给你们看门，守你们家家老少平平安安，发财发福，好运不断。”

跪了三天三夜，说了百遍千回。跪得祠堂门口的石狮子的心都嘣嘣跳了，慈悲了，说得荫堂牌位上的列祖列宗都听见了，发话了。村里一拨拨的人：老人、妇女、村干部、老师，凡是有头脸的人、有知识的人，都去对他应允、许诺，想拉他起身。可就是拉不起，谁都拉不起。他是决心要跪到死为止的，死的姿势都是跪着的，拜着的，磕着头，就这样壮烈地以死相求，以命相托。

正是靠着这个“缘故”的造化，小瞎子才得以杀破各路死神的层层包围，熬过一个个漫长的冬天和黑夜，没有死。死是没有死，但终归是活得苦难，命悬一线，熬着，煎着，挣扎着，随时可能断线、脱底。我后来每次回家，看他越发生不如死的样子，总担心他熬不下去，熬到头了，等不了我下次回来。但他的生命力十分顽强，也许生不如死的生是最富有生命力的，也许老瞎子在保佑他，也许死神也不想接收这种人不人鬼不鬼的活鬼。总之，他一再刷新自己的寿命，把死亡一再挡在玻璃的另一边。

报纸上说，岁月不饶人，人生难回头。其实，岁月也是饶人的。二〇〇一年，不知是不是回来多的缘故，我看够了他洋相，恨够了，过瘾了，一次我在矮脚虎的连锁超市门前遇到他，他一如既往地对我哇哇叫，向我讨好，乞讨要钱。我不知怎么的，一反以前嫌恶不睬的冷漠，丢给他两张一百元。等我从超市出来，他用僵尸手推我到一边，让我看他写在泥地上的一行字：

大人不记小人过，谢谢你。

我对这句话没什么感觉，我才不要做他的什么大人，更不要他感谢。但我没想到，我居然感谢起自己来，这个不经意间的所谓的善举给我留下了经久不息的安慰。这是我的胜利，我饶过了他，也饶过了自己。我战胜了几十年没战胜的自己，仿佛经历了一场激烈的鏖战，敌人都死光了，一个不剩，我感到既光荣又孤独，孤独是我的花园。我开始在花园里散步，享受孤独留给我的安宁。

就是这次，离开村子前，我给矮脚虎留下话，以后小瞎子来店里想吃什么都让他吃，我会来结账的。矮脚虎说，那你要结两份账，他小瞎子有的待遇我至少应该也有一份。我说好的，他说他妈的，看来你真挣到大钱了。我问他多少才是大钱，他说野路子一年挣几百万就是大钱。我说我没他挣的多，也不需要那么多。我说的是实话，那时候我一年也就挣个百十万，但对我来说已足够。人比人气死人，我不跟人比，只跟自己比。报纸上说，幸福是养自己心的，不是养人家眼的。

九七

矮脚虎这张嘴放在店铺里就是大喇叭，我再次回来时，村里人都知道我给小瞎子付账的事。父亲当然也会知道，去看他前我已做好挨骂的准备。这是一个简单的公式：我对小瞎子行好，无异于对他作恶，是要气死他。“死了我也要从棺材里爬出来咬你一口。”我仿佛听到他的骂声，一边提心吊胆往老宅走。

这是我最后一次怕父亲，那年父亲八十三岁，是十三年前的事。

父亲像个朽腐的树桩子，照例是坐在老地方——爷爷厢房前的躺椅上——但人已老得不成样子，头发一根不剩，皱纹从额头爬到头顶，脸上的皱褶叠在一起，褶缝里藏着三年前的污垢。三年前他得过一次中风，右手废了，左手认为自己离死期不远，除了学会用瓢羹吃饭外，懒得去学右手的其他手艺，包括洗脸。他的眼睛基本上也昏得什么都看不见，大概只能看见死亡。他在心甘情愿地等死，但死亡像悬在猪圈椽子上的一张破蜘蛛网，看上去摇摇欲坠，似乎马上要掉落，却总不掉落，甚至挂得越来越牢。

“让你别来这里，又来了。”每次去看他，父亲总以这句话开头。有一次我曾说：“因为你没死。”他说：“你就当我死了就好了。”和晚年的父亲相处，让我得出一个结论：世上最无情的是老人，其次是有钱人。老人因为怕死或不怕死而变得无情，有钱人因为可以用钱买到无情而变得无情。

我等着他骂我，他却居然表扬起我来，赞赏我施恩小瞎子的善心。“把钱花在我这个死人身上真不如给他一口饭吃。”他说，“这样至少可以买他一个死后安耽，不来作我们的孽。”

这是他在等待的一次谈话。他告诉我，林阿姨在村子里时曾提起过，在她为上校四处寻医途中，曾在西安遇到过一个专治瘫痪杂症的大师，据说有一次她亲眼看到大师噼噼啪啪几下，把一个瘫床多年的妇女当场拉起身，推着走。父亲认为小瞎子既不是杂症，也不是全身瘫，大师也许能把他的僵尸手噼啪好，希望我去找林阿姨，问清大师地址，给小瞎子一个机会。

我说：“奇怪，你怎么还想当他的菩萨？”

他说：“是让你当菩萨，免得他死了来缠你。”

我说：“你就不怕他治好手来打你吗？”

他说：“我死都不怕，只怕你遭他殃。”

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自私冷漠的父亲怎么会对小瞎子大发慈悲？而且这慈悲心一下插到底，不是小打小闹，给点吃穿，而是要兴师动众，辗转千里，求人伤财，还他一双手。事隔这么多年可能吗？亏他想得出来。我觉得不可思议，唯一想到一个理由：父亲大概是想通过医好他的手，让他写给我们看，当初他为什么要造谣，把上校肚皮上的字说成鸡奸犯，害得我们全家遭殃。

这个也是我早想过的。一九九六年，我从垃圾里挣到第一笔所谓的大款，首先给家里添的一个家当是一台计算机，因为孩子学习需要，早该要的。计算机没牌子，是个杂牌子，三大坨。我印象很深的是那个所谓的记忆电源，看上去有一只抽屉的大，是三大坨里体积最小的，却是最沉的，沉得像里面装满子弹——它漆成军绿色，让人想到弹药箱。当时我们还没有自己买房子，寄住在老丈人家，只有两个房间，四个人占得满当当的。计算机来了，没合适的地方放，孩子房间根本挤不下，只有挤在我们房间的阳台上：阳台是封闭的，风雨有阻挡。

当时计算机是个新东西，诱人，孩子白天去上学，我有时会去摸摸它，有时也忍不住去操作一下。我至今打字都是所谓的“一指禅”：两个食指左右开弓，戳来戳去，样子笨拙滑稽，最初就是在那台计算机上学的，养成的。当时还没有拼音汉字输入软件，至少我们的计算机里没有。当我对着五笔输入法，用僵硬的食指戳着键盘，显示屏上显出一个个字时，我突然想到小瞎子——他那双僵尸手，虽然握不住筷子，但完全可以像我这样戳键盘。就是说，如果这台计算机在他手上，让他学会打字，计算机完全可以替他“开口”。

当时我确实这样想了，不过也只是想想而已。

后来生意需要，经常要跟人通邮件，我自己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只有一本杂志的大小和重量，放在包里，拎在手上，便当又时髦。当父亲建议我去找西安大师时，我把随身带着的笔记本电脑拿给他看，对他说：“如果你只是要他开口，不如用它。”小瞎子人不笨，又读过中学，识的字够多，我估计要不了两个晚上，他的僵尸手就能在计算机上“写字”，跟我“对话”。

父亲问我这是什么，我简单向他作一个介绍。父亲摇头说：“我要他开口做什么，我要你对他行个大善，让他活得像个人样，死后不来作你孽。人没双手，就不像个人。”一年后父亲临终前还在惦记这事，问我：“你打听到西安那个大师了吗？”看我摇头——其实已看不到，只是感觉到我在摇头——他又重复了那句话：“人没双手，就不像个人。”意思很明确，希望我去落实这件事。父亲给我的遗言只有两个，一个就是它：还小瞎子一双手；另一个是把老宅卖掉，卖不掉就拆掉，因为这是个鬼屋，让它见鬼去吧。两个交代根子上是一脉相承的，都是怕鬼来缠我，包括小瞎子以后将变成的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