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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 一(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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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认为这起凶杀案属于捍卫名誉的正当行为,而且觉得持这种观点问心无愧。审判结束时,孪生兄弟扬言,为了维护名誉,这种杀人的事可以再干一千次。作案几分钟后,他们到教堂自首,从那时候起就料想可以用这个说辞做辩护。兄弟俩被一群愤怒的阿拉伯人追赶着,气喘吁吁地闯进阿马尔多神父的住处,将两把光洁的屠刀撂在神父的桌上。杀人的暴行耗得他们筋疲力尽,衣服和胳膊已被汗水浸湿,沾满鲜血的脸上淌着热汗。不过,堂区神父却认为他们的自首是极有尊严的举动。

“我们是存心要杀他的,”佩德罗·维卡里奥说,“但是我们无罪。”

“或许在上帝面前无罪。”阿马尔多神父说。

“不管在上帝还是在世人面前,我们都无罪。”巴勃罗·维卡里奥说,“是为了名誉!”

更夸张的是,在重述案情时,他们将凶杀过程渲染得比实际情况更加凶残,甚至描绘说,普拉西达·利内罗家的大门上布满了刀痕,不得不动用公款去修补。在里奥阿查的监狱里,兄弟两人等候审判长达三年,因为他们无钱交纳保释金。狱中的老囚犯记得他们性情温和,为人友善,但从未见他们流露过一丁点儿悔意。不过根据种种事实推断,兄弟两人似乎并不想避开众人立刻杀死圣地亚哥·纳萨尔,而是千方百计让人出面阻止他们,只不过没有成功。

多年以后,维卡里奥兄弟告诉我,他们起初先是到玛利亚·亚历杭德里娜·塞万提斯的妓·院找圣地亚哥·纳萨尔,两点钟之前他们还跟他一起待在那儿。这个情况,连同其他许多信息都没有写进预审报告里。实际上,兄弟两人说他们去找圣地亚哥·纳萨尔的时候,他已经离开,我们正一起哼唱着小夜曲在街上闲逛;总之,不能确定他们是否真的去过。“他们要是来了,绝不会离开这儿的。”玛利亚·亚历杭德里娜·塞万提斯告诉我。我太了解这个女人了,对她这句话深信不疑。事实上,维卡里奥兄弟是跑到克洛蒂尔德·阿门塔的牛奶店里去等人的,他们明知道所有人都可能出现在那里,唯独圣地亚哥·纳萨尔不会。“只有那儿开着门。”他们向法官解释道。“他迟早会露面的。”他们被释放后曾对我说。可是谁都知道,普拉西达·利内罗家的前门即便在大白天也永远是从里面闩上的,而圣地亚哥·纳萨尔腰里总挂着后门的钥匙。果然,维卡里奥兄弟在房子这头等了他一个多小时,他却从后门进了家;但出人意料的是,出门迎候主教时,圣地亚哥·纳萨尔却走了朝向广场的前门,这其中的缘故,让预审法官百思不得其解。

从未见过这样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从妹妹口中得知那个人的姓名后,维卡里奥兄弟便进了猪圈里存放屠宰器具的储藏室,挑出两把最好的刀:一把是剁肉砍刀,长十英寸,宽两英寸半;另一把是刮皮剔刀,长七英寸,宽一英寸半。他们用破布把刀裹起来,拿到肉市上去磨,那时肉市里只有几个摊位开了张。天色尚早顾客还不多,但有二十二个人声称听到了兄弟两人说的话,他们全都认为,这两个人是存心说话给别人听。肉贩福斯蒂诺·桑托斯是兄弟俩的朋友,看见他们三点二十分就进了肉市,当时他刚刚铺开卖猪下水的摊位。他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在礼拜一清晨早早跑来,还穿着婚礼上的深色礼服。他通常会在礼拜五见到兄弟俩,时间要晚一些,而且他们总系着屠户的皮围裙。“我当时想他们俩喝得太多了,”福斯蒂诺·桑托斯对我说,“不仅弄错了时辰,还弄错了日期。”他提醒他们,那天是礼拜一。

“谁不知道啊,傻瓜,”巴勃罗·维卡里奥答话时似乎心情不错,“我们只是来磨刀的。”

他们是在砂轮上磨的刀,就像往常那样,佩德罗握住两把刀在砂轮上翻转刀面,巴勃罗摇动砂轮转柄。一边磨着刀,他们还一边跟其他肉贩议论着婚礼的盛况。有人抱怨说,尽管是同行却没有吃到婚庆蛋糕,兄弟俩答应稍晚就送来。最后,他们让刀在砂轮上发出铿锵的乐声,巴勃罗将他的那把凑到灯前,锋利的刀尖闪着寒光。

“我们要杀了圣地亚哥·纳萨尔。”他说。

谁都知道兄弟俩是忠厚老实人,没有人把这句话当真。“我们想那准是醉话。”几个卖肉的人这么说。在这之后碰见兄弟俩的维多利亚·古斯曼和其他许多人也都这么讲。有一次,我忍不住问几位屠户,是不是屠宰卖肉的营生会掩盖某些人嗜杀的本质。他们反驳道:“我们宰牛的时候,都不敢看它的眼睛。”其中一位告诉我,他不敢吃自己宰的牲畜的肉。另一个人说,他不忍心下手杀掉他熟悉的母牛,特别是在喝过它的奶之后。我提醒他们,维卡里奥兄弟就屠宰自家养的猪,他们非常熟悉那些猪,还给它们起了名字。“那倒不假,”其中一个屠户回答说,“不过您该知道,他们给猪起的不是人的名字,而是花的名字。”只有福斯蒂诺·桑托斯隐约觉出巴勃罗·维卡里奥那句恐吓的话里夹带着真实的成分,他便开玩笑似的追问,为什么要杀圣地亚哥·纳萨尔,应该比他先死的有钱人多的是。

“圣地亚哥·纳萨尔自己明白。”佩德罗·维卡里奥回了他一句。

福斯蒂诺·桑托斯告诉我,他心存疑虑,于是把这件事报告给了一位警察。这位警察是过后不久来到肉市上的,他要买一磅猪肝为镇长预备早餐。根据预审报告记录,警察名叫莱安德罗·伯诺伊。凶杀案之后的第二年,他在节庆赛会上被一头公牛用犄角挑开颈动脉而致身亡。因此,我从没访谈过他。不过克洛蒂尔德·阿门塔证实,维卡里奥兄弟坐在她店里等圣地亚哥·纳萨尔的时候,这位警察是第一个踏进店门的人。

那时,克洛蒂尔德·阿门塔刚刚走进柜台替换了丈夫。这家店一直是这样的:清早卖牛奶,白天供应吃食,过了傍晚六点就变成一家酒馆。克洛蒂尔德·阿门塔凌晨三点半开门营业。而她丈夫,老实厚道的堂罗赫略·德拉弗洛尔,晚上照看酒馆直到打烊。不过那天婚礼散场之后,来了不少客人,过了三点钟也没能关门,他便先去睡了。克洛蒂尔德·阿门塔比平日起得早些,她想赶在主教到来之前做完手上的活儿。

维卡里奥兄弟是在四点十分进的店门。那个时间只卖些吃的东西,但克洛蒂尔德·阿门塔破例卖给他们一瓶甘蔗烧酒,不仅因为她对兄弟俩高看一眼,也是为了感谢收到他们的婚庆蛋糕。这对兄弟两大口就将整瓶酒喝干了,依旧面不改色。“他们已经喝得麻木了,”克洛蒂尔德·阿门塔告诉我,“就算喝下去的是灯油,也不能让他们血压升高。”之后,兄弟俩脱下呢子外套,小心地搭在椅背上,又要了一瓶酒。他们的衬衫上满是汗渍,胡子一整天没刮,看上去像是乡下人。第二瓶酒他们喝得慢些,一边坐在那儿喝,一边固执地盯着街对面普拉西达·利内罗的房子。那儿的窗户暗淡无光,阳台上最大的一扇窗连着圣地亚哥·纳萨尔的卧室。佩德罗·维卡里奥问克洛蒂尔德·阿门塔,那扇窗里亮过灯没有。她回答说没有,觉得这个问题很古怪。

“他出什么事啦?”

“没什么,”佩德罗·维卡里奥回答说,“我们只是在找他,想要杀了他。”

这句回答太过自然,教她简直无法相信。但是,她留意到兄弟俩带着两把屠刀,裹在破布里。

“能告诉我,你们为什么大清早要去杀他吗?”她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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